中国人近年在海外对奢侈品的购买力惊人，根据汇丰银行本年初公布最新报告《走遍全球的购物者》，全球近1/3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而在中国人所购买的奢侈品中，2/3的交易在境外完成，包括港澳地区、欧洲、澳洲与美国等。

报告指出，因欧元贬值，前往欧洲旅游的成本相对降低，因此预计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欧洲或会成为“中国人赴海外购置奢侈品”的最大受益者。据估算，目前在法国奢侈品销售中，中国游客消费占40%，在意大利和英国占比则分别为35%和25%。报告称，前往巴黎的中国游客旅行开支预算中有80%，即平均1.1万欧元(约合1.3万美元)会用于购物。

从以上数据显示的中国人消费数字中，可以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已日益改善，国家渐趋富裕，而国人的普遍消费力亦日渐增长，原是可喜的现象，且富裕后消费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不禁生起另一个疑问，就是素以勤俭著称的中国人，为何会变得如此奢侈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与检讨。

一、 佛教不反对财富，只反对贪欲

随着社会的日渐商业化，金钱自然成为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贪欲的萌生与引发，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着如何获取财富，积蓄财富，乃至让财富更加增值。这是现代人之所以烦恼日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佛教讲无欲、无求，应该与此目的完全相悖，况且佛教的修行目的在于追求离俗与解脱，所以并不关心财富的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佛教的主旨是讲求心灵的净化，而相对不重视形式。佛教讲缘起，宇宙万物以及世界的形成，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物具有不变的定性，因此事物的好坏往往不在形式，而取决于利用的人以及利用时的心态;同时，佛教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众生，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居士;对象不同，其所教育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在金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对于出家僧人，佛陀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制定了禁止经商、托钵乞食的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佛教的僧团能够保持一定的纯洁性，以利于弘法工作的展开;这种规定在当时古印度，人们普遍敬重、供养各种各样修行人的环境中，可说是非常应机的。

到了中国的唐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百丈怀海禅师创建农禅制度，不再乞食，虽然一度遭到教界的反对，但毕竟有赖于此，才保全了寺院不依赖社会、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然而经商的活动还是不做。这些规则是针对出家人而定的。

而在家弟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解决衣食的问题。同时在家弟子不仅要勉力修持，随缘度众，在佛教的维系中还承担着护法的任务，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财力上对寺庙的护持。所以，佛陀在经中教诫欲受菩萨戒的在家弟子：“菩萨具足二法，能自他庄严，一者福德，二者智慧。”并具体地将“多饶财宝”列入“能自利利他”的八法之第五项。由此可见，即使是古老的印度，佛陀也没有反对在家人积聚财富。那么，以佛教的观念来说，如何才能多饶财宝?为什么多饶财宝会和自利利他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利用财宝来自利利他呢?针对这些问在《优婆塞戒经》、《佛说尸迦罗越六节礼经》、《佛说善生子经》等中有相当详尽的阐述。

二、多行布施是多饶财宝的主因

依照佛教的因果论，我们今天的财富是来自于过去的修善积福，而这里所修的善业主要是指布施。布施也就是施予、付出;付出了当然也就会有所获得。简单地说：布施大致可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

财施即施舍一切身外之物;法布施即「无量世中常乐说法，以是因缘，多饶财宝」;无畏施即令众生不害怕、无恐怖、无灾害。这三种布施，可以说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具体地说布施，其可能的活动也就显得十分的繁杂;可以说举手投足之间都可以完成布施的修持。并且布施的对象也极为广泛，甚至对于佛教以外的教派，只要不是向其归依，“一切出家内外诸道，随意供养”，充分体现了佛教广大包容的心怀。正因为如此，佛陀认为布施不是富人的专利，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任何人也就同样可以得到布施的善果。

佛陀强调所作的布施应该是净布施，亦即财物为如法得、观财无常而布施;为破烦恼而行施;于福田生欢喜等，若能如是“报逐是人，如犊随母”。这就是佛教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逻辑;种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道理。巧合的是，在近年美国排行榜畅销书《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中，作者要求733位百万富翁对他罗列出的30个成功因素进行选择，最后，这些富翁认定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所占的百分比依次是：

1.真诚地对待所有人

2.有良好的教养

3.与人们和睦相处

4.有配偶的支持

5.比多数人更努力地工作

这个结果可能和我们原先所预料的不一样：品德和人格被远远地摆在超越智力因素的地位。书中并举例：一位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在介绍其成功诀窍时提出，根源在于“关心他人的需要”。由此可见，当今最为现实的商业经验，竟然与2500年前佛陀所说的于心地中积累福报的理念不谋而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在佛教思想之中，确实仍然有着极为现实的价值，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入挖掘与开拓。当然，佛陀所说的富饶之义，除了纯粹物质的意义以外，还有心理上的因素，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种福以后虽然必能得福，倘若过度消耗，也终有消失殆尽的一天。所以佛教主张人们不仅要不断地培福，而且还要惜福。反观今日现代人日夜奔忙地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造成资源浪费，社会道德日渐滑落的现象;佛教培福惜福的观念，实在值得我们借鉴与效法。

三、财富来自于勤劳与敬业

佛教一贯提倡劳动，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劳动典范。我们在许多关于佛陀的记述中，都可以看到他亲自扫地，为他人缝衣，乃至照顾谁也不愿意照顾的病人等种种感人事迹。同时因有感于劳动的重要性，佛陀甚至在沙弥威仪中制定了扫地、洗菜等具体而微的工作项目，并对其操作过程、各种功德一一罗列，可见其教导弟子要参与劳动的苦心。这种风范也为后代的高僧大德所继承，例如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而禅学的精髓也恰恰正是体现在日常劳作之中。

纵览佛教经典，出家人此和合的群体虽然有超越世间的特殊性，但佛陀对他们仍作了相当的“敬业”要求。他们的越超世间是为了更好地入世间、更好地帮助众生，所以佛陀在多种经籍提到出家人除了自己要好好修行外，必须在教化人心方面尽到一定的责任，包括应供以后必须说法，即“当以五事答布施家”;何谓“五事”?(1)教诲以成其正信;(2)教诲以成其戒行;(3)教诲以成其多闻;(4)教诲以成其布施;(5)教诲以成其智慧。

接受“施家”供养的出家人如此，自谋衣食的在家人就更应如此了。何况从佛教因果的角度来看，从因至果，固然丝毫不爽，但其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即是缘，也就是说其他的条件;如果没有缘的作用，即使有种种因的种子，也不可能开花结果。所以，缘的成熟很重要。促使布施果报成熟的最重要方法，就是有一个与财富相适应的缘──治生，即从事一定的“事业”。所以佛陀对敬业提出很高的要求：“若求财物、商贾、农作、奉事王者，常当至心如法而作。”“见他作时心生欢喜。”这里的奉事王者，就是指公务人员;学佛之人，在家者不仅不能废事不作，而且必须比不学佛的人做得更好、更积极。

当时的印度社会，主要分为执掌教育、宗教的婆罗门阶层，掌握国家政权的刹帝力等，佛陀几乎对世俗各阶层的人都讲解了他们应该如何敬业的方法。

比如作为老师;师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当令疾知;二者当令胜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不忘;四者诸疑难悉为解说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胜师。”

作为国王：“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王，拥护民庶犹如一子。教离诸恶，修行善法……如法护国。”

作为仆人，以事主官大夫为例，也必须做到五点：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当作，自用心为之;三者当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防人;四者大夫当人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

所以，佛陀提出“治生是在家者必须从事的一大要事”，例如在《优婆塞戒经》中所说的父母对孩子要“教以世事”，就是要让孩子掌握一定的生存之道、谋生之道。所以佛一直要求在家行者要“了知世法及出世法”，他认为出世法──智慧即般若与治生是同一的、一体的，“有智之人所学世法，学中胜。以是因缘，便得财富及大自在。

是故，很多人误以为学佛就是只求自己清静、或只是劝导人舍家修道，而将一些具体的工作抛给所谓的“世俗”之人，事实上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

四、如何正确地理财

那么，既然已经获得了财富，究竟应该如何管理?佛陀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得财已，如法守护。”(《优婆塞戒经》卷三〈摄取品〉)佛经中对此作了极为详尽的开示，认为家庭财产可以分以下数类：日常开支、投资、应急储备金、以及作慈善事业。

经文中是这样说的：若索以得财，当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为本求利;藏一为储时，厄时可救之;为农商养牛，畜羊业有四;次五严治室，第六可娉娶;如是货乃积，日日寻益增;夫财日夜聚，如流归于海;治产求以渐，喻若蜂作蜜。

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这段偈颂，不难发现，佛陀为在家居士考虑得非常周到，日常开支和应急储备，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活消费问题;投资则从长远处进行考虑。而超越于一般理财观念的，则是其中“参与慈善事业”一项，从因缘果报的理念出发，此项内容的设立，可以说是最为长远性的大“投资”。即可抛开佛教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以财富回报社会也是为人们所认同与提倡的。

同时，这里也流露出佛陀对理财投资的深刻认识。首先，他认为财富的积累需要时间的积累，“日日寻增益”，而且要有耐心，不能有暴富的思想，故曰“治产求以渐”，犹如蜂作蜜一样需要日日勤作，才能积少成多。虽然他没有像今天的理财投资专家一样，讲到复利的效应，以及时间在财富积累上发挥的重要因素，但佛陀的思路仍然是非常契合财富积累的特点，只是因为他的教学重点乃在于做人而非财富本身，所以对此有关理财的论述，只是简要地说明而已。

同时，他也提出要注意保护财富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请人管理时要选好“代理人”，按照世间的常理，“财物不应寄于四处”，这四个不宜处分别为老人、远处、恶人、大力。

佛陀的这些理财观念，置之于今日，仍然非常的合理及有效。

五、财富的真正归宿──布施与奉献

当然上述所讲的都是世间财的管理方法，佛陀最后仍然回归到他最为关注的问题：心灵。再次重申了他对财富来源的真正看法，亦即布施仁厚才是获得财富的真正的原因，故而他在《善生经》中说：

“居积宝货者，当兴为仁义，先学为最胜，次乃为治产。”

虽然治产是如此重要的事，但是做人仍然是第一的，生存必须首先有“道”，然后才谈得上讲“术”，仁义的位置远远高于治生的技术，因为在佛教的观念中，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仁义”，所以在修布施时，他除了强调物净，更强调要心净：“施时不为生死善果，名称胜他、得色、力、财……不断家法、……惟为庄严菩提故施，为欲调伏众生故施”;同样，有了财富以后，仍然不能忘掉利用财富的真正目的：“菩萨所求多财宝，为欲调伏诸众生故。”

同经中，另有一段偈颂：

“凡人富有财，当念以利人;与人同财利，布施者升天;得利与人共，在在获所妥;摄世间者，斯为近乐本;夫以恩摄人，如母之为子;善摄护天下，其福数数及;上得处众会，能直利与安;成人之信戒，必使得名闻;意与常耒惰，舍弃悭吝行;摄人以友事，饮食相惠施;往来而又往，如是名不亏;夫能修慎身，斯居家为贤。”

在这里，虽然没有详尽的论述，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中心，这里讲述了布施的各种利益，首先是布施者因为布施而获得内心的快乐，因为他看到了财物的无常，同时也从修行的角度感恩乞者：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功德田，是成就菩提大树的根，这种布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无贪之心名为施”，布施的目的是为了对治内心的悭贪，而不应该有个人的企图，故曰此种布施是“义”的行为;其次，布施可以使布施者得到外在环境的和谐，能够得到人们的恭敬、获得名闻，可谓不求名闻而名闻自致，因此“在在获所安”。

其次，就是佛教特有的要点：求得来世的福果，即生天。佛教将“天”或“天道”归纳为两大特点：福与善。布施时以“净施则有善，因为不悭吝而自以为有福，是故施者，随有多少，任力施与，除布施外，无有能得人天之乐至无无上乐。”故曰“若多财宝，自在无碍，有良福田，内无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贫穷”。

在更高的层次而言，佛说布施是可以“成人之信戒”的，可见这里的布施，已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便。佛教中菩萨有“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布施即为其中之一;正如《法华经》所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作为一种“以欲钩摄之”的方便运用，令对方生起欢喜心，才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佛教的教育和宗教修行的引导，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经济观是以善为因，最终也回归于善。

佛陀虽然教导人们致富，但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应该有所超越并升华，财富在佛教中更是一个利益自己以及他人，尤其是利益心灵的工具。如果单纯停留在物质的层次，将违背佛教的宗旨，同时更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结语──事来心始现，事去心随空

我国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说法，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正如宋朝文学家司马光毕生积极奉行、提倡节俭，流传至今的名言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节俭的生活变成奢侈容易，要由奢侈的生活节俭下来就很难了。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贵的，所以更不可以不珍惜。节俭首先就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成己成人。因此，今天我们富裕的中国人，回顾前人的勤勉创业，艰辛建国，实应有所反省与警剔。

最后，我们必须将《善生经》中佛陀所说的一段偈语提出，以作深一层的思考：

“事中用则学，不用勿自妨。”这句话虽然十分简单，但其中充满了佛教的般若智慧，表明了佛陀对事业中心态的把握，所以应该加以更好地理解。佛教讲缘起性空，从本质的角度看，缘起即空性，一切皆圆觉，依圆觉而做事，“观夫用事者，明好犹炽火”，即能事事无碍于佛法;因此佛说“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皆为佛事，这是为佛弟子者积蓄财富应有的态度。但性空亦即缘起，缘起之有虽无自性，但仍有其不虚的功用，所以又必须不生贪执，随缘起用，所谓“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菜根谭》);“事来则用，事去心宁”，二者兼备，也就是佛陀所认许的“事中用则学，不用勿自妨”。这种无执、无着的中观智慧，对于我们今日在经济社会中更好地利用佛教的精华思想，既发展经济又不妨碍纯洁心灵的清净，实有充分借鉴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