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鉴重庆大足的石刻艺术（上）

在重庆已经玩了两天，说实话，并没感到特别的热，因为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东北正被罕见的热浪烧灼着。没觉得重庆有多热，却发现重庆无论是网约的私家车、出租车，还是公交车、旅游大巴，其空调最低温度都调得特别低，如同冰窖一般。这不，刚坐上去往大足石刻景区的旅游大巴，一些游客就开始尝试用窗帘遮住空调送风口的办法来减轻寒冷；我也把早上刚沏好的一大杯热茶贴在肚子上，以防肚子着凉。

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旅游大巴首先停靠的地方是“昌州古城”。导游特别强调进入景区如何找到卫生间及补充热水的地方，给人以之所以在这个景区逗留主要是上厕所和找热水的感觉。

“昌州古城”

古城的主街

古城的面积有限，一眼可以望到头。

县衙

县衙大堂

县衙中的展示厅

展示的巴人文化

看画中人的服饰，知道应该是宋代人

这里讲的是唐人韦君靖

儒释道三家

巴人日常生活用品

非常不错的环境

戏台

昌州古城赋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从昌州古城转了出来。

“昌州古城”是一座仿宋代风格的新建古城，店铺林立，官衙、戏台都有模有样，只是规模很小，一条主要街道贯穿全城。由于导游安排的时间有限，多数游客都是匆匆走过街道，直奔州衙后面的卫生间，或是在景区免费提供热水的地方灌上一些热水。从古城大门口非常显眼的“卫生间”指示标识来看，让游客在“方便”的同时顺道游览一下古城，给古城增添点人气，应该是古城管理者和经营者的主要愿望。

史载，昌州于唐乾元二年（758年）始设，下辖永川、大足、昌元（今重庆荣昌区）、静南四县。唐光启元年（885年）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昌州州治一直设在大足。这也是今天在大足境内重建昌州古城的主要历史根据。大足还因宋人沈立《海棠记》的记述“天下海棠无香，惟大足治中海棠独香”而得名“海棠香国”。为附会这一历史记载，在昌州古城的北侧建有约200亩的海棠森林公园，只可惜错过了海棠盛开的季节。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和石门山为代表的摩崖造像等石窟艺术的总称，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窟75处，造像5万余尊，199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们这次游览的主要是北山石刻和宝顶山石刻。

北山，古称“龙岗山”，其摩崖造像最早开凿于唐景福元年（892年），讫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共264龛，大小造像近万尊。造像多为民间祈佛人士出资建造，以佛教密宗、三阶宗、净土宗为主要表现内容，体现了佛教世俗化的一面，与我国其它四个著名的石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早期石窟有所不同。北山摩崖造像的岩崖从南到北约500米长，分南北两段，大致呈新月形。

北山石刻入口处

南段为北山摩崖造像的起始段，造像多凿于唐末，其中的“毗沙门天王龛”是北山摩崖造像的开山之作，主持建造者是时任昌州刺史韦君靖。毗沙门天王是佛教护持北方的护法神，按说应该有一副南亚人的面孔，但我们面前的这尊毗沙门天王像却长着一副中国人的模样，并且是全套的中国式装扮。佛教人物的中国化，是北山石刻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标志着我国的石窟艺术在唐朝末年已经完全摆脱了域外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纯中国式的石窟艺术风格。

“毗沙门天王龛”

在“毗沙门天王龛”的左侧，是雕凿于唐乾宁二年(895年)的“韦君靖碑”。“韦君靖碑”由碑文和韦君靖像构成，碑文的撰写者是当时的静南县县令胡密。从碑文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韦君靖在唐末黄巢起义、天下大乱之际，曾以昌元县令的身份，“合集义军”，雄据昌州，并参与之后蜀中的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个人势力逐渐壮大，并以战功升任昌州刺史及静南军节度使，掌握昌、普、渝、合四州军权，成为雄踞川东的霸主。后来成为前蜀开国皇帝的王建在平定西川后，每每觊觎东川，倍感压力的韦君靖为求自保，开始在北山修建周围达二十八里的永昌寨，“粮贮十年，兵屯数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求神灵保佑，希冀“聆钟磬于朝昏，喧赞呗于远近”的韦君靖萌生了在永昌寨内崖壁上开窟造像的想法。

韦君靖像

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

“千手观音龛”也是韦君靖主持建造的，龛内正壁为头戴宝冠、身着天衣的千手观音坐像；左右两壁对称刻有十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等。稍有佛教知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一龛内的造像存在着尊卑错乱、佛道混杂的情况：身为菩萨的观音俨然成为了主神，而十佛和同为菩萨的文殊、普贤却沦为了陪衬；道教文化中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在这里和佛祖、菩萨同龛供奉，其乐融融。这种看似的混乱，其实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世俗化和本土化；体现了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千手观音龛”

“释迦说法龛”与“千手观音龛”雕凿于同一年份，正壁为释迦佛坐像，左右侍立佛祖的两位弟子迦叶、阿难和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如此典型的一佛祖、两弟子、二菩萨布局，却被北山石刻的管理者在说明牌中说成了“一佛祖、两菩萨和天王、护法”。难道说明牌的撰写者把迦叶和阿难两位慈眉善目的弟子当成了凶神恶煞的天王和护法不成？龛中观音面如满月，眉目清秀，袒胸露臂，肌体丰润，轻纱薄裙之下微见肌体起伏，亭亭玉立，犹如出水芙蓉，颇具盛唐遗风。

“释迦说法龛”

“三世佛龛”凿于唐光化二年（899年），正壁为三世佛，左右壁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天龙八部。一说到“天龙八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游客立刻表现出了小激动。我想，他一定是想到了金庸老先生和他的武侠名著《天龙八部》。在佛教中，“天龙八部”指的是八种神道怪物，因为其中的“天众”及“龙众”最为重要，所以称为“天龙八部”。这八部包括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和八摩睺罗伽。把龛中的造像和旁边的说明文字对照后发现，说明中有关三世佛为“释迦、迦叶、弥勒”的描述应该有误。佛教中的横三世佛是指药师佛、释迦佛和阿弥陀佛，纵三世佛是指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与佛陀弟子迦叶何干？

“三世佛龛”

“三世佛龛”

游览完南段，继续北行，远远的可见一座重檐攒尖顶亭。亭北檐下悬有横匾一块，上书“孝经亭”，题写者是著名作家、翻译家、书法家楚图南。亭内东侧崖壁上凿有一龛，龛内竖有一碑。从导游的介绍中知道，龛中的碑称“赵懿简公神道碑”；龛内外石壁上刻有二十二章古文《孝经》，故称“古文孝经碑”。本应置于墓地的神道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原来这其中还有一段陈年故事。赵懿简公为北宋时期人，名瞻，“懿简”是他的谥号，曾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其死后，哲宗赵煦着令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范祖禹为之撰写神道碑文，并由著名书法家、权臣蔡京书丹。由名士、重臣撰书碑文，这本是极大的哀荣，但蔡京在日后罢官遭贬，其题刻、碑文被元祐党人尽数捣毁，也让“赵懿简公神道碑”未能幸免。至南宋孝宗年间，党争平息，有赵瞻的曾孙赵范在昌州做官，遂以原碑拓片重刻“赵懿简公神道碑”，并在北山崖壁凿龛供奉，同时在龛内外石壁上镌刻由范祖禹书写的古文《孝经》。“赵懿简公神道碑”的重要价值在于，这是宋代四大书家蔡京仅存的书法碑刻真迹，是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古文孝经碑”被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马衡评价为“环宇间仅此一刻”，也足见其史学价值。

孝经亭

古文孝经

“赵懿简公神道碑”

“赵懿简公神道碑”和“古文孝经”碑刻构成的特殊龛。

“诃利谛母龛”凿于宋代，具体时间不详，龛内正壁为诃利谛母坐像，两侧为童子和侍女，前方左侧为正在哺乳的一位母亲，也有解释说是供养人。“诃利谛母”是梵语的译音，意为“暴恶”，其人又称鬼子母、九子母。佛经说她曾经是一位牧牛女，在身怀有孕时被迫进入王舍城内歌舞，导致其流产，遂发誓来世要食尽王舍城内的小儿，以报仇怨。其死后与药叉长子结婚，生育了五百个儿子，但却依誓天天偷食王舍城内的小儿。释迦摩尼佛为劝诫她，故意将其最心爱的小儿子藏起来，让其感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并最终使其改邪归正，成为天下小儿的保护神。这应该是一个最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但听起来总让人有毛骨悚然、半信半疑的感觉——那些杀人如麻、恶贯满盈、干尽坏事的人真的能因佛祖的着意点化，摇身一变，成为善者、贤人，以致圣人吗？

“诃利谛母龛”

“数珠手观音龛”为南宋时期的作品，龛内的观音像头戴花冠，俯首含颦，双唇微收，嘴角上翘，手捻数珠，以优美的S形身形赤足站立在莲台之上；两条手臂自然交叉在身前，使双肩和双臂共同构成了有少许倾斜的六角形，与S形身形完美叠加，在飘动的衣袂衬托下，呈现出一种寓动于静的美感。站在这样的观音像前，你很容易忘记她的菩萨身份，因为佛像的凝重和庄严已经不复存在，代之以的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活波和可爱。这尊观音与洛阳龙门石窟的那尊同样为S形身形的菩萨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面部神态的生动表现上甚至更胜一筹。

“数珠手观音龛”

“摩利支天女龛”也是宋代作品，龛内正壁雕三头八壁、手持各种兵器、脚踏战车的摩利支天女，左右两壁分两层凿八大护法金刚。摩利支天女也称摩利支女神，是佛教的护法菩萨。“摩利支”的梵文意思为光明，所以在我国藏族地区摩利支天女也被称为"光明天母"。摩利支天女神通广大，据说念其名号就能脱离灾厄，诵其咒语则能隐身及索回债主拖欠的财物。我估计，现在比较盛行的讨债公司都会供奉这位天女，以使这位大神为自己的讨债工作加助神力。该龛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了众多的造像和丰富的内容，但由于布局严谨，空间利用充分，所以并不显得拥挤和杂乱。

“摩利支天女龛”

“水月观音窟”凿于南宋绍兴年间，窟内正壁为观音坐像，两侧为善财和龙女，左右两壁凿有四大金刚。观音头戴花冠，璎络饰胸，上披短衫，下系短裙，散发垂肩，左手握数珠放于膝，右手斜倚右膝，坐在金刚台上，神情温婉，姿态妩媚动人，不愧“风流观音”的雅号。在这里，佛教艺术让位于世俗艺术，同时也反映出从人到神、再从神到人的艺术演变规律。该窟在窟口雕有水波纹装饰，观音像背后有月光烘托，故得名“水月观音窟”。此种姿态的观音像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因其有一条腿翘起，故又称“翘腿观音”或“翘脚观音”。这窟造像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善财的形象。一般来说，善财都是男童的模样，与龙女恰好相对。但此龛中的善财却是个长眉隆颊、满面皱纹、长髯挂腮的老者，令人称奇。

“水月观音窟”

在“水月观音窟”旁边的石壁上，有一块刻于1945年4月的刻石，记载了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应大足县县长郭鸿厚、参议长陈习删之邀来大足北山、宝顶山考察唐宋造像的情况。在这篇由马衡撰书的碑文里，将大足石刻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题，得出了“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三”的结论。考察团成员吴显齐在其日记中更是发出了“大足石刻湮没千载，此次考察团的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的感叹。这次出现在抗战胜利前夕的考察，工作严谨，成果丰硕，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大足石刻在中国学术界、艺术界的历史地位，意义重大。

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记事碑

“转轮经藏窟”凿于南宋绍兴十二年至十六年（1142年至1146年），供养人是河南颍川(今禹县)人胥安。所谓“转轮经藏”是一种佛教法器，为八角形柜，柜中心有轴，上支于梁架，下承于地面，推之可转动，类似于转经筒。“转轮经藏窟”中的这个“转轮经藏”，由地面到窟顶立于窟的中央位置，虽然有轴但不能转动。该“转轮经藏”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为须弥山及盘绕在山上的一条蟠龙，龙上方为八面形露盘，每面露盘上浮雕众多嬉戏的小童，姿态各异，天真可爱。中部为八条圆雕石柱，每条石柱分别置于下部的八面露盘角上，柱上刻有龙或祥云。上部为八面实心露盘，其上浅浮雕天宫楼阁，舍利宝塔，缭绕祥云，氤氲瑞气。窟内东、南、北三壁布满造像，东壁为一佛二僧二菩萨，南壁为文殊菩萨、玉印观音、如意珠观音，北壁为普贤菩萨、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该窟造像可能是由于中部有“转轮经藏”遮挡，减弱了风蚀和认为破坏的因素，大部分造像保存完好，有些甚至宛若新刻。

“转轮经藏窟”

“转轮经藏窟”

“转轮经藏窟”

“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窟”凿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从说明牌上把该窟定名为“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窟”来看，说明的撰写者显然认为窟中的主尊是一位菩萨，但有研究者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西方三圣”题材，正壁上的三尊佛像应该是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宝冠、颈部及胸部残留的金色告诉我们，这几尊主像在最初的时候很可能是鎏金或贴金的。左右两壁浮雕众天神像，参差错落，表情生动。正壁两侧角落里两位男女供养人的峨冠博带和凤冠霞帔打扮告诉我们，该窟的出资人不仅有钱，而且有势，不是普通人物。该窟造像保存得也比较完好，一些雕刻细节依然清晰可辨。

“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窟”

“孔雀明王窟”凿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窟内正壁为孔雀明王趺跏于孔雀背负的莲台上，左右壁分刻13层、千余尊浅雕小佛像。孔雀明王相传为释迦牟尼佛的等流身，而所谓“等流身”是指佛身示现为和人天鬼畜等类同样的身形。在小说《西游记》中，孔雀明王则是个恶神的形象，曾经将佛祖吞入腹中，佛祖剖开其脊背才得以脱身，并欲杀之，但遭到众佛的劝阻“尊从其体出，伤之如伤尊母。”佛祖不得已，不仅饶恕了孔雀明王，还封他为“孔雀大明王菩萨”。窟中的孔雀明王为一身四臂，左上手托经，左下手握扇，右上手托如意珠，右下手持孔雀毛。孔雀的尾后翘通过主尊身后直达窟顶，并向前弯于主尊头上，形成身后的举身光，与两侧千尊不同神态的小佛像一起对主尊形成拱卫之态，营造出万众瞩目的宏伟气势。

“孔雀明王窟”

“弥勒下生经变相窟”凿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正壁刻弥勒坐像，左右壁刻经变中的弥勒、文臣武将、男女居士和各种人物。弥勒背靠龙头椅，头顶上方悬七宝盖，宝盖两侧各刻一上身裸露、轻盈飞翔、动姿优美的飞天。左右壁人物众多，内容丰富，主要为弥勒经变故事。有研究者仔细研究发现，这些经变故事并未把弥勒降生、出家、成道、转法轮、度人等情节完整、系统地表现出来，而是选取了部分内容加以表现。

“弥勒下生经变相窟”

“泗州大圣龛”也凿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龛内正壁刻泗州和尚，左右壁刻志公、万回等僧人像。泗州大圣头戴风帽，面容慈祥，一副完完全全的中国气象，其背后为弟子木叉和慧俨，一人端净瓶，一人持禅杖。泗州大圣即僧伽，传说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其信仰在北宋时期极为兴盛。据北宋僧人释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记载，僧伽自称西域何国人，故以何为姓。据说唐代的观音像即以僧伽容貌为模本，所以多为男相，以后才演变为女相。志公为南北朝齐梁间高僧，一生屡现神异。万回为唐代僧人，民间俗传为团圆欢喜之神。把泗州等中国僧人作为圣僧崇拜，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泗州大圣龛”

“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凿于唐末，龛内以“西方三圣”和众多的经幢和楼阁为中心，上部雕“净土”盛景，下部雕“三品九生”及“未生怨”等经变故事，左右凿“十六观”。所谓“三品九生”，是佛教把进入天国的人按其行善积德的多少和智慧的差异，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再分成上、中、下三生。该龛规模虽然不大，但在有限的空间里纳入了丰富的内容，且层次清晰，环环相扣，把主像和背景完全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其中高度写实的殿宇和楼阁，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唐末建筑信息。全龛造像雕工精湛，构思巧妙，布局严谨，确实不负“晚唐最为精美的作品”的评价。

“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

“观音地藏龛”凿于五代时期（907年至960年），龛内并立观音菩萨像和地藏菩萨像，左右两壁祥云内浮雕十王和两司。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为什么会同龛，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按照佛教教义来说，这两位菩萨本不该并列出现在同一场所。

但据有关学者考证，大同龙门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有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同龛并列的情况，而尤以四川、重庆一带此类情况最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表现，造像者已经不拘泥于佛教教义的一些定式，而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塑造出自己内心的神以及神于神的关系。观音菩萨从男身到女相即是一个相关例证。该龛的两尊主像面如唐貌、身似宋刻，反映了五代造像上接唐风、下启宋韵的风格特点。

“观音地藏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