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富根：改革开放后上海佛教居士林的三十年

编者按：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佛教经历了从百废待兴到空前繁荣的辉煌历程。上海佛教界40年菩提路，同样也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佛教界的成就缩影。凤凰网佛教根据《同向——上海佛教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书特别制作纪念专题《申城菩提路：筚路蓝缕40载》，以此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为中国佛教光辉40年做出贡献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致敬！本文是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周富根的回顾文章《坚持适应社会，努力光大正信》。周富根在文章中回顾了上海佛教居士林自创建以来的的各发展阶段，并指出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 年的光辉历程，上海佛教居士林自恢复活动以来，也走过了30 年的不平凡岁月。如今，居士林道场的庄严、法务活动的如理、佛教学修氛围的精进，应该是可以告慰前辈们的。

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周富根（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海市佛协供图）

改革开放后上海佛教居士林与居士佛教信仰，其风貌和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度曾经随着整个佛教命运的受挫而沉寂三十年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在其诞生一个甲子之际，再度沐浴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的雨露滋润，于20世纪70年代末，步入其最为殊胜的发展时机，开始了恢复活动、场所振兴的历程。如今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在其诞生百年之际，迎来了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辉煌时刻；自1987年居士林恢复活动以来，也已经走过30年的庄严居士道场的历程。

一

众所周知，上海佛教居士林的诞生，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可谓中国佛教复兴潮流的产物。就在晚清最后时光的1910年，杨仁山居士与佛教界同仁商议，共同创立了中国佛教研究会，对中国佛教界自身结集团体，产生了极大影响。自此之后，不仅在1912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国佛教总会”，而且，许多在家居士也开始自发组建佛教居士会。在此教界复兴潮流的影响下，以杨仁山居士所倡议兴办的中国佛教研究会为渊源与缘起，于1917年，在上海这座现代新兴都市之中，由沈惺叔、王与楫、陈宪、王一亭等居士，太虚大师、普陀山了余法师等，共同商讨组织居士的学佛道场；1918年的11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与筹备，在上海海宁路“锡金公所”，宣告上海佛教居士林正式成立，由王与楫居士担任林长。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分作两个部分：其一为由王与楫、朱石僧、李经纬等居士组织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址继续设在上海海宁路“锡金公所”，由周舜卿居士担任林长；其二为由沈辉、关絅之等居士组织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地址设在上海常德路418号，由施省之居士担任社长。常德路418号(近北京西路口)的场所，原为简家花园，归属于我国著名民族工商业者、有“烟草大王”之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虔诚的佛教信徒“简氏兄弟”——简照南、简玉阶，由简氏兄弟于1920年所建。虽然1923年简照南先生故世，但是其弟弟简玉阶居士还是将自家所建的“觉园”之南院，于1926 年捐献给佛教界，作为佛教净业社活动场所。民国时期的上海佛教净业社内，设有上海佛学书局，以及佛教杂志出版机构等；因有九世班禅大师曾经在此开设法筵的殊胜因缘，故而其有班禅大师纪念堂。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佛教领袖赵朴初先生在20 世纪20 年代末至50 年代初，曾经长期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学习、工作，开展爱国护法活动。

1956 年，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合并，改名为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1964 年， 上海佛教净业居士林又与另一佛教居士团体“上海佛教信众会”合并，继续沿用上海佛教居士林一称。因此，虽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如盘的变迁，但上海佛教居士林作为中国著名的居士修学场所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所佛教居士林的风格与地位，始终依然。

据居士林成立时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暂行规约》规定，该社以“集在家善信，熏习佛法，力行善举，宏扬佛教，自利利他为宗旨”。计划所办事业有演法堂、图书流通部、莲社、放生会、布教团、图书馆、编译社、慈善布施团、博物馆、俱乐部等十类。实际上，在1922 年， 除图书馆、编译社、博物馆、俱乐部外，其余组织均已设立。自1922 年至1937 年期间，不仅上述的佛教净业社有诸多的机构设置与法务活动、教理修学活动，且世界佛教居士林也致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出版通俗佛学书籍，建立佛学图书馆( 藏书总数最高达五千种，一万余册)，创办《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组织佛学研究会，开展讲经活动，创建社会小学， 并兴办施医、施材、放生、借本及赈灾等各种慈善事业。在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如火如荼的各种形式的弘扬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中，有力推动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影响甚大。1937 年后，日军侵沪，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林所毁于战火，世界佛教居士林渐趋衰颓。

上海佛教净业社组建后，亦广兴佛业，社众日增。自1926 年简玉阶居士将南园( 今常德路觉园) 舍出作为社址后，园中佛堂、会堂、假山、石池、亭榭、归净业社所有。又增建二层大讲堂及两幢三层的法宝图书馆。该社创办了《净业月刊》等数种佛教刊物，建立佛教图书馆，成立“净业莲池海会”，设立难民改容所、净业教养院、兴办慈善事业，启建盛大法会，开展讲经活动。其规模影响虽稍逊于世界佛教居士林，但因地处觉苑，房屋宽敞、环境优美，成为许多盛大法会的举办场所，国内外知名佛教界人士来沪讲经说法，也均以该社作为欢迎场所和寓所。如九世班禅来沪常以该社作为弘法和驻锡之地，他圆寂后，又在此设纪念堂，建立金刚道场。因此在上海近代佛教发展史上，该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二

当然，在那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文革”时期，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海佛教居士林和其他佛教场所一样，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受了重创。“文化大革命” 初始，上海佛教居士林所属的上海佛学书局遭受到洗劫，书局中的藏书、经文资料遭到毁灭，上海佛教居士林被迫停止活动。“文革”结束后，上海佛教居士林于1987 年初恢复活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广大佛教界僧俗大众的热忱扶植下，在觉园旧址上，经十几年修整建设，殿堂重光，法缘复盛，重新成为国内影响巨大的佛教居士林团体之一。现居士林主要建筑有修缮一新的大佛堂、大讲堂、香光堂、智照堂，佛教图书馆也已重向信徒开放，佛学书局得到了恢复，其门市部古色古香、与毗邻的改革开放后新设的、以供应佛教信仰用品及佛教艺术品为主的上海佛教实业社门市部，交相辉映。特别是最近的2017 年的11 月，随着智照堂的修复，“赵朴初旧居陈列馆”落成开馆，又再度体现了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浓重文化、历史积淀，成为静安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饮水思源，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佛教居士林能够于1987 年即正式恢复道场，并开展活动， 乃是当时我国著名高僧，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与明旸法师与赵朴初居士一起，共同推动上海市党政有关部门，在恢复寺院道场等繁重落政工作稳步进行的同时，给予广大佛教居士以极大帮助、勉励支持的结果。1989 年6 月，上海佛教居士林聘请我国著名佛教领袖， 从上海佛教净业社成长起来的赵朴初居士，为上海佛教居士林名誉林长。1998 年2 月，在第四次林员代表大会上，邵钟居士当选为林长，胡志文居士当选为总干事长。2004 年10 月， 第五次林员代表大会上，王永平居士当选为林长，邵钟居士当选为名誉林长，聘请郭大栋居士、卢秀清居士为顾问，周富根居士、陈妙丽居士、胡志文居士、方孟伟居士、唐晋千居士为副林长，胡志文居士兼总干事。2006 年3 月6 日，原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王永平居士逝世。自此，受政府的委托和广大林员代表的信任，我本人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林长，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

目前，上海佛教居士林始终坚持传统信仰活动模式，主要有三个机构，有这些机构部署安排各项法务活动和教理学习。

其一是，由年轻人组织发起的团体青年学佛组。这是一个最具青春活力与佛教修学活力的机构。每周三晚上举办诵经、拜忏、普佛、晚课、念佛等课诵仪轨活动，每周六、日晚上举行佛理探讨和听课教理等活动：星期三晚上举办修持念佛，曾经举办过药师忏、晚课、放蒙山、慈悲忏等念佛课目；星期六晚上听《无量寿经》的讲解录音；星期日晚上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讲解录音。

其二是法务组。每月法务组定期在农历中与佛有关的特殊日子举办法会，僧俗皆可参与。农历初八、廿三念佛活动，农历初十念诵《地藏经》，农历十一念诵《楞严经》，农历十三念诵《法华经》，农历十四念诵《无量寿经》。并且，每年举办《华严经》《法华经》诵经法会，提供广大佛教信众以学修的机会。

其三是老年学佛组。专为高龄佛教徒组织的法会活动，由上海佛教居士林老年学佛小组举办，在每周星期日早上，请上海龙华寺的僧人前来讲经、开示或举办念诵法会。

三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 年的光辉历程，上海佛教居士林自恢复活动以来，也走过了30 年的不平凡岁月。回眸已经走过的岁月，直接参与居士林恢复工作的前辈们大多已经谢世，令人感慨不已。但是，如今，居士林道场的庄严、法务活动的如理、佛教学修氛围的精进，应该是可以告慰前辈们的。

我们上海佛教居士林在这30 年来，之所以持之以恒、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居士活动场所的软硬件的建设，是因为，居士界与出家僧尼，共同构成了佛教信仰的双轮，我们有责任和有使命，将广大佛教居士始终引导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爱国爱教的正信之路上，有必要和有能力为中国佛教事业代代传承好优良的居士佛教信仰传统。

众所周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社会的发展演化，居士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界对居士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与态度，也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佛教的土壤中，这种变化将是更为显着。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古以来，居士即占佛教徒的绝大多数。

尤其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中都有居士。虽然他们在佛教界一般不居领导地位，但他们往往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其次，佛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期佛教的形成，由此也使僧伽与居士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维摩居士、胜鬘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他们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 也体现了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想境界。其三，随着佛教在各国各地区的传播和社会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在近代，居士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一些正信居士在近代佛教复兴中，确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艰苦卓绝而成果丰硕的40年历程，中国佛教界也迎来了其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代，佛教文化的弘传空前繁荣。同时，上海佛教居士林及其居士佛教信仰本身，也得到了从政策上、法规上的保障，得到了佛教界四众弟子的广泛支持和真诚扶植。上海佛教居士林曾经走出过众多的当代杰出居士，包括王一亭、关絅之、赵朴初等在内的大德们， 为上海居士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作为先贤事业的承续者，在此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我深感诚惶诚恐，希望能和上海佛教居士林全体林员团结奋进，不辜负党和政府、上海佛教界四众弟子，尤其是沪上广大佛教居士的期望和重托，为上海佛教事业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服从与服务于上海的城市建设、社会进步，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更为出色的成绩，回报社会、回向先贤！

（周富根，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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