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第三恶：受恩不感，念怨不休。恩，泛指自己遭遇的所有如意快乐之事；怨，泛指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如意的痛苦之事。“受恩不感”的意思是，从他人那里得到恩德与好处，内心没有回报之心；“念怨不休”的意思是，将自己曾经遭遇的因他人而引发的痛苦，始终放在心里，并且内心对他人生起嗔恨，不肯原谅他人。

我们知道，在一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放进各种鲜花，这只玻璃瓶不仅会美丽非常，而且还会香气扑鼻；相反，如果在这只玻璃瓶里面，放进各种污秽之物，这只玻璃瓶就会变得非常丑陋，而且气味难闻。人心也是如此，常常想着他人给予的好处，内心就会快乐，而且会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好人，这样内心不仅有安全感，还会常常想到帮助和回馈他人；相反，如果常常想着他人的不是，内心就会郁闷，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是坏人，这样内心就会失去安全感，常常要防卫他人，怨恨他人。正如王凤仪老善人所言：“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的毛病是‘收赃’。‘聚灵’是收阳光，心里温暖，能够养心；‘收赃’是存阴气，心里阴沉，就会伤身。”又说：“心里长存别人的好处是存阳，常存别人的坏处是存阴，不可不分别清楚。愚人好自用，自以为是，不找人好处，所以多怨，多怨就多苦。贤人能就下，只怕自己有错，好取人长处，所以多益，多益就多才。”

念恩还是念怨，不仅能造就天壤之别的心灵感受，还能造就截然不同的人生未来。一个人如果时时忆念他人的恩德，未来就会遇到更多的好事；而一个人如果念怨不休，未来必定会遇到更多的怨恨之事，这是由存在于心灵之上的无欺因果定律所决定的。所以，每一个想创造美好未来的人，必定要培养感恩的习气，去除念怨不休的恶习。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智度论》云：“受恩不报，甚于畜生。”经书上还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谓“四重恩”就是指“父母赐予生命并抚养成人之恩，国王护持国土使百姓安居乐业之恩，师长传授世间知识之恩，佛陀传授出世间佛法之恩。”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时常思惟忆念这四重恩。

唐朝有个叫史无畏的人，与张从真是朋友。史无畏家境贫寒，张从真经常周济他衣食，并给他本钱，让他去做生意。几年后，史无畏发了财，而张从真家却发生火灾，家产被焚烧一空。张从真于是到史无畏那里请求帮助，而史无畏竟然不顾以前张从真的恩德，拒绝给予帮助，张从真只得仰天长叹。忽然天上黑云骤起，一个响雷击中了史无畏，史无畏在雷击之下变成了牛，在这头牛的腹部写着一行红字：“负心史无畏，十日后死。”

宋朝张弼性格宁静好学，精通周易。曾经帮助李大亮脱离灾难。后来李大亮在朝中做官富贵了，在途中遇到张弼时，他抓着张弼的手感恩得直流泪，说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送给张弼。张弼拒不接受。李大亮于是对皇上说：“臣能够侍奉陛下，全是张弼的功劳啊！臣愿将自己的官爵全部转给张弼。”于是皇帝就提拔张弼为郎中，并同时担任代州都督。

明朝的金诚，任刑部主事。在他没有做官前，曾经被熟人张某羞辱过。后来这个姓张的犯了罪被押解到京城，望见金诚时，吓得一步九顿。金诚笑着迎接他，并且想法设法为他赎了罪。张某拜见金诚时，金诚对他就像平时一样真诚。张感动得哭泣，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金诚的儿子。金诚的行为是不念旧恶的典范。

为官第四恶：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天民，是指老百姓。为什么将百姓称为“天民”呢？因为天帝之心系于万民，天下百姓都是天帝的儿子，所以称百姓为“天民”。轻蔑天民，是指为官者，本来应该不辜负上天的厚望，尽自己的责任好好为百姓谋福利，但现在不但不为百姓谋福利，内心还非常鄙视老百姓，认为他们愚昧无知，可以任意欺骗、玩弄或宰割。

众生本来平等，离苦得乐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而为官者却因为自己是官员，自觉高人一等，认为百姓愚昧无知，欺骗与鱼肉他们是合情合理之事，这完全是一种大傲慢心导致的大邪见，如不及时调整，则会自我毁灭。

宋朝的郑清臣，性情刻薄，做槐里县令时，虐待与搜刮民众。他去任时，当地民众挡住道路唾骂他。郑清臣就以“刁民侮辱官长”上奏真宗皇帝，皇帝说：“认真为政者一定会获得百姓的拥戴，现在当地百姓对你的态度如此，你为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你怎么还敢怨恨百姓，谎奏民情呢？”于是贬去了郑清臣的官位。

国政，是指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扰乱国政，是指干扰国家规章制度的执行，或者使得规章制度出现紊乱。《感应篇汇编》中说：“国家须养和平之福，不可恣意变更。即有建置更革，须要十分详慎。若只一人之私意变更，率情轻议，则有了一番施行，即有一番扰害。况祖宗成法，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何必纷更扰乱耶？”意思是说：“国家应该培养和谐平静之福，不可恣意更改规章制度。即便有所变革，也要十分详细谨慎。如果只是一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一旦有了实行，就会对民众有一番扰害。更何况祖宗已经建立好的规章制度，各级官员已经奉行很久，民众也习惯了，何必去更改扰乱呢？”

为官第五恶：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赏及非义，意思是：奖赏那些不该奖赏的人及事。刑，是古代对惩罚犯人律法的统称。刑及无辜，意思是：将刑法加在那些没有罪过的无辜之人身上。

领导人的奖赏是一个指挥棒，这个指挥棒指向哪里，民众就会向哪个方向努力。例如，单位领导如果奖赏那些狡猾奸诈、善于溜须拍马之人，而不去奖励那些干实事的老实之人，这就会让干实事之人寒心、狡猾奸诈之人趾高气昂，从而毁灭整个单位的实干风气。又如，将“三好生”的奖状发给只是成绩好的“一好生”，而对那些心地善良、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没有丝毫的鼓励，这就会极大败坏学生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培养出一批只是成绩好但却又道德败坏的学生。这都是赏及非义造成的危害。

圣人制定刑法，本来是惩治恶行而用的不得已之法，本来就不是什么吉祥善事。将刑法用于罪人，应该心生怜悯而不应幸灾乐祸。在将刑法加在一个罪人身上时，应该详审明辩；如果错用在了无辜之人身上，就会构成冤案错案，罪莫大焉。

《三昧水忏》的作者悟达国师，是西汉袁盎转世，他错杀了晁错，于是晁错一直在找机会报仇。但袁盎十世皆为高僧，持戒严谨，晁错无机会下手，直到袁盎转为悟达国师那一世，因受到皇帝恩宠，生起名利之心，有失戒德，晁错就有了机会，化为人面疮加害袁盎。多亏阿罗汉迦诺迦尊者慈悲相助，用三昧水洗清了他们的累世冤孽，使他们相互和解，不再冤冤相报。悟达国师也因此造了流传至今的《三昧水忏》。由此可见，刑及无辜所犯下的恶业迟早都是要偿还的。

另外一个刑及无辜而受报的公案是这样说的：阎公做南京巡抚时，有人诬陷镇江人周志廉是盗贼。而周志廉家里比较富有，害怕挨打，就贿赂权贵，让权贵请求阎公宽恕。阎公因此更加怀疑周志廉是盗贼，竟然杖杀了周志廉。后来阎公竟被周志廉的鬼魂索命而死。所以，为官者在断定一个人的罪行时，应该谨慎又谨慎，不可制造冤案，以免刑及无辜。

摘自《太上感应篇浅释》（明如居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