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到了“最好的时代”，他们说：再出发，创新与坚守不可缺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文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人口，用足够多的文化创造，抗住了毁灭，抵住了摧残，保存了中国古籍，保护了中华文脉。”以“新时代，‘古籍出版’再出发”为题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13日起在上海古籍书店展出。同日，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齐聚“海上博雅讲坛”，与读者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古籍出版的成就与未来再出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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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成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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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是出版全门类的一个小行当，但因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语言文字的巨大变化，古籍编辑工作又是所有出版编辑工作中，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在古籍出版领域，编辑出大家者，比比皆是。其实，在现代意义上的古籍出版之前，历朝历代的古人刻书校书的行为，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种古籍出版。进入新时代，古籍出版是历史长河中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一环。“古籍整理出版有多重要？”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大多数未经整理的古籍，现代人都是无法看懂的，也就是说，人们在书店里买到的古代历史文学文化书籍，都是经过整理才能为今人所用的。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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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形容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这个“海”究竟多大？为中华古籍“摸清家底”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础工作。

2009年，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旨在全面反映中国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所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20万种。“这是一个初步工作，相当于为古籍编发‘户口本’，可以理解为20万个‘家庭’，但其实每种古籍还有很多不同版本，这个工作就是发‘身份证’了，数量是数百万级的。”顾青说，这个数字虽然庞大，但也仅是中国古代先辈文化创造的极小一部分，俗语说“十不存一”，时代距离越远，丢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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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宣告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序开展，至今恰60年，而改革开放后的40年，正是古籍整理出版随时代大踏步前行的40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山东出版人敏锐地感到应该做些什么。在这片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应该有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1979年2月，齐鲁书社成立。此后，各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从“中华书局”以“书社”命名，如巴蜀书社、黄山书社、岳麓书社等，或随上海古籍出版社命名，如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更名凤凰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而在此之前，全国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仅“两家半”，即“北中华”中华书局，“南中华”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负责古典文学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只有两家半专业出版社，力量再强毕竟有限，各地专业古籍社群起后，对于古籍整理出版在质与量上，都有飞跃。”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介绍。

齐鲁书社原社长宫晓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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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起，一年一度的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举办至今，成为一项传统，在互通信息、加强交流、横向联合上起到有力的作用。其成果之一就是1987年在上海金山年会上决定的《中华大典》出版工程，这一以新中国国家名义和力量组织编写的中华古籍大型类书，至今年终于基本完成，耗时整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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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比人寿，重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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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籍整理出版，就是对1912年前留存的文献及新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目前我们已经和正在完成的工作，一是绝大多数基本典籍的整理出版，二是绝大多数文献遗存的影印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三是各类专题文献和地方文献也在有力推进，如《江苏文库》《浙江文丛》等省级项目，乃至《广州大典》等地方性项目。”顾青说，在延续已有的古籍整理和深度整理的同时，数字化是“再出发”的一个新方向，用数字技术手段加快古籍整理的速度，提升效率、提高质量，让古籍整理的成果更方便地为读者所用。中华书局推出了“中华经典古籍库”，并发起古籍整理的“籍合网”，邀请古籍爱好者网友加入古籍校对、编辑、审稿工作，比如正在进行的“中华大藏经”工程，就吸引了数千爱好者加入，令人颇感“高手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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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出版与改革开放命运息息相关，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目前已见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70%都是在近40年中完成的，尽管也曾经历过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一段迷茫期，但在进入新世纪后，最近10多年，古籍出版迎来又一高峰，可谓进入“最好的时代”。首先是集成性文献的影印，影印是存证，也是学术眼光和判断的体现，其次是古籍的深度整理和普及工作，从数量上来说，20万种中国古籍，目前已得到整理的也不过2、3万种，这项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随着时代的前行，认识的深化和更多新资料、新的出土文献的发现，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升级换代，向深度发展，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还有大量有待整理开掘。而各地也越来越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在高克勤看来，历史文献也是一种记忆和乡愁，更是一种传统文化，上海正在追寻江南文化的丰富内涵，“相信地方文化的研究，传统文化的普及，会越来越成为古籍出版者的重要任务”。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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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展望古籍出版工作，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表示：“书比人寿，重在创新。”作为新时代的古籍出版工作者，一要坚定信念，文化作为观念、文字作为载体，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桥梁，“这份事业，有情怀才能做好”，二要做好规划，三要突出重点。“年轻队伍的培养和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的创新是未来关键。”

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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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出版的最好时代，首先在于国家的高度重视，投入远超过去，二是作为古籍整理者的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比以前多，过去不可见的很多孤本、稀本经过数字化，使得可见材料远超过去。”宫晓卫说，只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古籍整理队伍中，涌现更多古籍整理专家，这支队伍才能不断庞大，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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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为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国风古籍节”内容之一，10月13日至31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向读者集中展示“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2008年至2017年的约600种获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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