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湾当局给予“一贯道”合法地位

[导读]1987年元旦过后，台湾当局为宗教自由打开了一扇窗。做过30多年“黑户”的“一贯道”终于度尽劫波，漂白了身份，与国民党当局一笑泯恩仇。

1950年北京铲除一贯道邪教

作者系法学博士

新年新气象。1987年元旦过后，台湾当局为宗教自由打开了一扇窗。做过30多年“黑户”的“一贯道”终于度尽劫波，漂白了身份，与国民党当局一笑泯恩仇。

“一贯道”，这个名字取自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是一种诞生于清朝初年，兴起于1930年代的宗教信仰。“一贯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受佛家之规戒，他们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化人心为良善，挽世界为清平，冀世界为大同”。一贯道不是台湾地区土生土长的宗教，国民党败退大陆后，担心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断了他们的生路，领头的一贯道领袖们，不得不仓皇出走，跑到岛上开创新事业。

岂料，国民党管制下的台湾，同样不喜欢他们。过去，在大陆，他们喜欢在私人住宅秘密传道，外人看不到他们的行踪，觉得他们很神秘，很诡异。到了台湾，他们传道的场所，还是私人住宅。那时候，解放军天天准备着解放台湾，岛上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国民党恨不得所有人家都敞开大门，接受政府的审查，防止共产党的间谍分子潜伏下来搞破坏，焉能放心大胆地让他们三天两头秘密聚会，说什么“明师一指，点开玄关”。

可是，查禁人家也得有个借口啊。一贯道中有少数不争气的家伙，可能利用了家庭传道不透明的便利条件，或者妖言惑众，或者玩弄妇女，让台湾当局抓住了把柄。所以，从1950年开始，“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就开始对他们说不。1952年，“内政部”根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从根子上把他们取缔了，指责他们伤风败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共匪”所利用。

然而，“一贯道”有着野草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你禁你的，我干我的，非但香火不绝，反而人丁兴旺。面对海峡对岸的“敌人”，想想元朝以后秘密教会常成祸乱之源的前车之鉴，台湾当局一次次痛下杀手，说他们是邪教，不给他们活路。

下手最狠的一次，是1963年。

这一年，警方抓到一拨裸体拜神的“鸭蛋教”信徒，警备司令部一口咬定，“鸭蛋教”是“一贯道”的分支，他们干的“伤风败俗”的事，就等于一贯道从事邪教活动。“一贯道”的领袖们站出来，反驳警备司令部，胳膊拧不过大腿，三两个回合下来，“一贯道”被迫低头认错，承认自己没有办“户口”，“没有在政府机关办理合法的登记手续”，宣布解散。于是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批“一贯道”信徒，被迫改换门庭，换了“外套”。

上世纪80年代初，蒋经国以“总统”的身份，接见十大宗教领袖，其中的道教领袖，就是改了门庭换了外套的“一贯道”领袖。蒋经国和风细雨地说，任何宗教，只要它不违背善良风俗，奉行基本国策，有益于社会人心，都应给予同样的尊重。感动于政治领袖的表态，这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贯道”领袖，日后写了一封申请当局准予登记的“陈情书”。

“陈情书”中，一边歌颂蒋经国“有睿智与远大之眼光，关爱吾宗教，实非常人所及”，一边为“一贯道”辩护，说“一贯道”是“唯一能纠正人心，重整固有道德，发扬我民族忠孝之精神”的宗教，说“一贯道”的信徒爱国家，爱领袖，奉公守法，知耻尚义，乐善好施，而且不搞台独。

传说中，蒋经国被感动了。但令他们遗憾的是，芝麻并没有马上开门。

1987年1月9日，一贯道期盼已久的“贵人”出现了，40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言下之意是：你行政当局屡下追杀令，人家一贯道的江湖地位不降反增，信徒超过百万，对此，你行政当局应该反思，你们需要重视它，准许它合法传道，维护宪法明文规定的宗教自由。

四天后的晚上，台湾地区主管宗教团体登记的最高行政官员，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承诺给一贯道办户口，予他们合法地位。

欢欣鼓舞，雀跃万分的“一贯道”发表公开声明，回应台湾当局的解禁。声明中，他们将解禁之原因，归因于贤明政府的“德政”。这个关于原因的解释，给台湾当局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台阶，但与真相不符。研读学者们的文章，我理解，此番解禁，既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宗教自由化的外部大环境息息相关，又与“一贯道”持之以恒创造出的小环境分不开：不断博取媒体同情，利用新闻舆论为合法化开道；介入政治选举，利用百万信徒的选票，讨好执政的国民党；结交权贵，在国民党高官中培养自己的信徒。

这是我们理解台湾乃至人类宗教自由的一个特别案例，尽管立法委员质询行政当局的“武器”是宗教自由的宪法性权利，“一贯道”时来运转，靠的却不是这个。

回应当局解禁的声明中，“一贯道”对他们过去几十年里所遭受的宗教迫害，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相反，他们认为，当局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禁止他们传道，是合理的。进而，他们美化台湾当局，能够容忍信徒安心修道，是“宽宏大量”的表现。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讥讽“一贯道”虚伪，他们宽厚隐忍，的确体现了良好的宗教精神，只不过，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无法认同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迫害就是迫害，无需否认，也不该否认。

如果没有英国政府迫害“异教徒”，迫使他们的先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美国制宪先贤们或许就不会在宪法修正案中，那么斩钉截铁地给予宗教自由绝对的无条件的保护。

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宗教迫害的累累伤痕，世界各国的宪法可能就不会如此高调地宣示宗教自由。正是无数的宗教迫害，无数的宗教冲突，让人们意识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干涉。

对政府来说，在宗教面前，他必须严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促进宗教，也不能以任何方式抑制宗教，一旦宗教信仰引发违法犯罪行为，世俗的法律只能惩戒违法犯罪的行为，而不能打击人们的信仰。或因为此，“一贯道”解禁20年后，蒋经国当年的秘书马英九，以“总统”的名义，向“一贯道”过去遭受的委屈，说了声“抱歉”。

（参考资料：“一贯道发展论：劫波之后从台湾走向世界”，丁乙/文；“中华民国台湾的宗教自由之一例 查禁与解禁一贯道的政治过程，瞿海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