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先生在《文汇报》2015年11月9日第13-15版发表《师缘十载漫思忆——读〈吴江文稿〉及其他》，谈他与吴江先生的交往，其中一段涉及吴江先生寄给他的一本我写在《赵朴初说佛》一书中的一段话：

2006年春，我在东直门寓所收到他（指吴江先生）寄来的《赵朴初说佛》（朱洪编著）……

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文化一章，辟两节专写佛教。写前请张遵骝广搜资料，范老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结论与赵朴初老迥异：

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做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传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篇》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页）

（佛教徒中有人）言行相违，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教人拨无因果，宣称“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篇》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9页）

范老辟佛之论，有理有据，成一家言，乃学术多元的必然呈现，也是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标志。《赵朴初说佛》一书编者朱洪先生说范老晚年即“文革”初期有“反思，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第133页）此说不知依何所出？

1965—1969年范老病逝前，我在范老的通史组工作，每逢毛泽东主席生日前夕的12月25日（26日亦为范老生日），范老必在富强胡同寓所设家宴，邀全组同人聚餐食面为毛公祝寿。无论公私场合，都未听范老说及辟佛之有悔意。“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他有几次自我检查，亦未涉及此事。1990年代，蔡美彪先生续编范老通史，出齐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其论唐五代佛教章节，依旧保持原貌。经查，无论是1965年版、1978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都说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从无改变，何来悔意？

可见，朱洪所引周建人先生听范老所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

陈铁健先生在年龄上是我尊敬的长辈，1999年，我去常州参加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的会议，陈铁健先生也到会，我们有一面之缘。先生肯在文章中因我在书中提到范文澜先生晚年放弃辟佛的话，进行辩驳，我很高兴。

吴江先生在“文革”结束时，即是我国思想战线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晚年把我的书《赵朴初说佛》寄给陈铁健先生，这首先是因我的研究对象赵朴初先生之缘。吴江先生已经于2012年去世，我们虽无一面之缘，却有书缘。所谓人间缘分，不可思议，此也一例。

陈铁健先生的文章发表在2015年，我去年3月偶尔在网上看到。因事关赵朴初先生生前屡屡谈到的一段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关系到范文澜先生晚年关于佛教、佛学的晚年观点，关系到周建人先生的转述的内容的理解，尤其是关系到对于佛教、佛学的基本态度，故不是一个小问题。

现作一文，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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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先生的文章，有几层意思：

1、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文化一章，辟两节专写佛教。写前请张遵骝广搜资料，范老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结论与赵朴初老迥异。

2、范老辟佛之论，有理有据，成一家言，乃学术多元的必然呈现，也是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标志。

3、《赵朴初说佛》一书编者朱洪先生说范老晚年即“文革”初期有“反思，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第133页）此说不知依何所出？

4、未听说范文澜先生对于《中国通史》书中的辟佛观点有悔意：

（1）1965—1969年范老病逝前，陈铁健先生在范老的通史组工作。每逢12月25日（范老生日前夕），范老必在寓所设家宴，邀全组同人聚餐食面为毛公祝寿。无论公私场合，都未听范老说及辟佛之有悔意。

（2）“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有几次自我检查，亦未涉及此事。

（3）1990年代，蔡美彪先生续编范老通史，出齐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其论唐五代佛教章节，依旧保持原貌。经查，无论是1965年版、1978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都说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从无改变，何来悔意？

5、可见，朱洪所引周建人先生听范老所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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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先生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简编》唐五代文化一章，辟两节专写佛教。写前请张遵骝广搜资料，范老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结论与赵朴初老迥异。”

陈铁健先生的意思，范文澜先生请别人收集资料，自己在“精研佛学典籍后始动笔”，即《中国通史》中批评佛教的文字，是范文澜先生自己写的。

但赵朴初先生认为，范文澜先生的此段文字是别人写的，范文澜先生此前没有读佛书，故他不动笔写此部分。如1993年9月11日，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九三级学僧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他（指范文澜先生）从前没有读过佛书，他写的《中国通史》关于批判佛教的部分，都是找别人写的，因为他没有读过佛书，所以他不写，请人家写。”(《赵朴初文集》下，第1216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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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先生在文章中说：《赵朴初说佛》一书编者朱洪先生说范老晚年即“文革”初期有“反思，感到他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有点后悔，想重新写”。（朱洪编著《赵朴初说佛》，第133页）此说不知依何所出？

关于这段话，我是根据赵朴初先生屡次相关谈话得出的结论。关于赵朴初先生的谈话，我举出几个例子：

1、1984年9月，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其中说：“‘四人帮’打倒后，周建人先生曾两次写信给我，当面也跟我谈过，要我注意佛教研究工作。他讲到范文澜先生晚年研究佛教的事：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两位老人是邻居，朝夕相处。范老告诉他说：‘我正在研究佛学，读佛书，进行补课。’范老还说：‘佛教传来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文化上有重大的影响，不懂得佛书，就无法研究中国的文化史’。范老是一位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这样注意佛学，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赵朴初文集》上，第704~705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2、1987年夏天，赵朴初应邀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期讲习班演讲《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人请赵朴初谈谈佛教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赵朴初说：“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赵朴初这里讲的“史学家”，指范文澜先生。

3、1987年11月11日下午，朴老在栖霞寺讲堂讲话，其中说，“佛教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佛教事业越来越得到国家支持。范文澜说：‘不懂佛教，即不懂中国文化。’周建人说：‘佛教是值得重视的。’他们两老都是马列主义者。”

4、1988年12月16日，赵朴初出席中国宗教学会第三次会议，在讲话中说：“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文革初期，他告诉周建人先生说：‘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传到中国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关系密切，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史’。”

5、1989年9月18日，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各部门负责人碰头会上讲话，其中说：“范文澜同志最后还补课，晚年看佛教的书，他同周建人说过，佛教与中国文化有一千多年的密切关系，不懂得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这是他作为历史学家说的话。不认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是片面。”(《赵朴初文集》下，第959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6、1990年10月下旬，赵朴初去福建泉州参加承天寺修复开光落成典礼，他在福建视察期间参加了三次座谈会，其中说：“范文澜同志晚年和周建人先生朝夕相处，他对周说，我现在要补课，要补佛教的课，读佛书。佛教传到中国两千余年，和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的文化史。宗教的复杂性也在这一层。”(《赵朴初文集》下，第1050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7、1993年9月11日，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九三级学僧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佛学在中国将近两千年了，这个两千年同中国的文化简直是没办法分开。有一位历史学家，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范文澜先生，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一九六六年那个时候，他在北京北太平庄，周建人先生也住在那里，他们朝夕过从，他告诉周建人先生说：“我现在中补课，读佛书！进行补课。”他从前没有读过佛书，他写的《中国通史》关于批判佛教的部分，都是找别人写的，因为他没有读过佛书，所以他不写，请人家写，后来他自己读佛书，他对周建人先生说：“佛教在中国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上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懂得佛学，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的文化史。”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必须补课读佛书，而且写笔记。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范文澜先生已去世了，周建人先生那时眼睛不好，已不大看见了，他写两封很大字的信给我，就说这件事，他说：“你们要赶快研究佛学。”你们都晓得。周建人的哥哥叫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看了不少佛书的，他没有批判过佛教，所以要讲文化关系。(《赵朴初文集》下，第1216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8、1998年1月20日，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广济寺全体工作人员新春茶话会上讲话，其中说：现在素火腿呀、素鸡呀什么的，大都是梁武帝那时传下来的。梁武帝了不起呀，范文澜先生他在历史书里骂了梁武帝，后来他也承认不对了，范文澜说，因为他不懂佛教，涉及佛教的东西是请别人写的，这是范文澜先生自己说的话。(《赵朴初文集》下，第1410-1411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9、1998年6月，赵朴初写《佛教常识答问》（英文版）序言，其中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赵朴初文集》下，第1422页，华文出版社，2007年)

赵朴初关于范文澜先生晚年放弃辟佛之论的论述，还散见于诗及其他个别谈话中，本文不免挂一漏万，无非回答陈铁健先生“此说不知依何所出”的疑问，说明我在《赵朴初说佛》中所转述的朴老先生有关范文澜先生论佛教的话，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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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先生上面的谈话，是在1984年至1998年长达十五年的时间中说的，因为时间、地点不同，而且是在作报告中说的，因此，每次口语不完全统一，但内容大体一致。概况的说：

1、1966年，范文澜住在北京北太平庄时，与邻居周建人朝夕过从，这期间中说了一番肯定佛教的话。

2、眼睛不大看见的周建人先生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两次写很大的字的信给赵朴初，将已去世的范文澜先生当年的话告诉他。

3、范文澜与周建人谈佛教的内容：

（1）现在（指1966年）在补课，读佛书，而且写笔记。

（2）佛教在中国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

（3）如果不懂得佛学，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的文化史。

（4）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关于佛教的部分，是请别人写的。

4、赵朴初对于范文澜谈话的评价：

（1）范老是一位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这样注意佛学，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2）范文澜以前没有读过佛书，他写的《中国通史》关于佛教部分，不是范文澜本人执笔的。因为没有读过佛书，所以范文澜不写佛教的部分。

（3）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骂了信佛的梁武帝，范文澜先生晚年改变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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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健先生认为，范文澜先生对于《中国通史》书中的辟佛观点没有悔意，因为：

1、1965—1969年范老病逝前，陈铁健先生在范老的通史组工作。每逢12月25日（范老生日前夕），范老必在寓所设家宴，邀全组同人聚餐食面为毛公祝寿。无论公私场合，都未听范老说及辟佛之有悔意。

2、“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有几次自我检查，亦未涉及此事。

3、1990年代，蔡美彪先生续编范老通史，出齐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简编》，其论唐五代佛教章节，依旧保持原貌。经查，无论是1965年版、1978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都说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从无改变，何来悔意？

我认为：

1、范文澜先生与邻居周建人先生谈话时，陈铁健先生不在场，故未听到。一个人不可能准确判断另外一个人在其他场合所说的话的全部内容，陈先生用了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却是全称判断。

2、“文革”初起至1969年7月范老谢世，范文澜先生几次自我检查，未涉及此事。只证明范文澜先生没有在公开的检查中谈此问题，同样是不完全归纳法。此外，“文革”对于佛教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与《中国通史》的观点一致，故范文澜先生无需就书中佛教的观点去做检讨。

3、范文澜先生1969年去世了，而《中国通史》新版都在范文澜先生去世后由其他人修定再版，其中观点未吸收范文澜先生晚年的“反思”，是很正常的。因为新版的内容，范文澜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也无法写进自己的晚年的心得了。此也证明，范文澜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在不断的思考问题。

总之，陈先生的三点辩驳，尚不能否定范文澜先生晚年对于《中国通史》一书中关于佛教批判，没有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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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结论中说：“可见，朱洪所引周建人先生听范老所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认可周建人先生转述范文澜先生的话是范文澜先生说的，这也就是说，赵朴初先生转述周建人先生的话的内容，陈先生不否定其真实性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观点，这不仅是赵朴初先生和周建人先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还因为无论是赵朴初先生，还是周建人先生，都没有必要生造范文澜先生的话，去替佛教说话。

这段话的第二层意思，即对于范文澜先生的话的理解，陈先生表示，“只能说范老认为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非表明他已放弃辟佛之论了。”言下之意，对于我在书中的理解，表示不认同。

关于范文澜先生的话的含义，我想说：

1、当范先生表示自己现在在读佛书，补课，以及强调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史的时，即表示：自己以前没有读过或者很少读佛书；自己以前对于佛学了解很少；自己以前不懂佛学；因为不懂佛学，影响到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全面了解。

2、《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关于佛教的观点，基本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即陈先生所说的“辟佛”。赵朴初先生说中国佛教领袖，他自然不接受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中关于佛教的观点，但他并不正面去评价或批评范文澜先生。当听到周建人先生转述范文澜先生上述话时，赵朴初先生认为，范文澜先生晚年做出了“反思”，即修改了他在《中国通史》中关于佛教的批判性的态度。因此，赵朴初先生欢欣鼓舞，晚年十多次在报告中宣传范文澜的晚年观点。如果范文澜先生的话仅仅是强调“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而仍然采取“辟佛”的态度，赵朴初先生是不会对于一个持“辟佛”观点的权威学者，如此屡屡宣传的。

3、周建人先生感觉到了范文澜先生晚年对于佛教态度的变化，故把它作为好消息两次写信告诉赵朴初先生。如果范文澜先生仍然采取“辟佛”的态度，周建人先生没有必要把范文澜先生的话传给朴老。

4、陈先生一方面承认范文澜先生肯定了“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一方面说范先生未放弃“放弃辟佛之论”，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李银桥在解放战争时期陪同毛主席参观寺庙，说了“辟佛”的话，遭到毛主席的批评，说佛教是文化。言下之意，因为是文化，不能对佛教采取“辟”的态度。既然范文澜先生看到了“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为什么要采取“辟佛”的态度呢？

可见，当范文澜先生肯定“佛教与佛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应有其重要地位”的时候，即放弃了在《中国通史》中“辟佛”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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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感想：

1、范文澜先生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他晚年反思自己在《中国通史》中关于佛教的观点，表示要修正其中的内容，不仅不影响他的史学地位，反而如朴老所赞扬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2、学无止境，一个思想家在晚年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屡见不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不仅不影响他们的伟大，恰恰证明了他们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超越别人和自己。

3、佛教和佛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其中有范文澜先生所批评的“佛经里诳话连篇”，但也未必在“客观上却是宣传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虽然佛教徒中有人“饮酒食肉”“行盗行淫”，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佛教或佛学。恩格斯、鲁迅、陈独秀、毛泽东、钱学森等人，对佛教和佛学都没有全盘否定。

4、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佛教是人类文化之树上的一个果实，它既有生长的环境，必有存在的理由，如在各个年代，对一些无助的人作精神上的慰籍。虽然，它本身仍然有很多东西值得批评。范文澜先生在“文革”初期放弃全面“辟佛”的观点，可谓是“顶风作案”，突破了“极左”的政治环境藩篱，体现了一个思想家在学术上不断追求的高贵品格。

5、我本人不是一个佛教徒，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佛教的文章，本世纪初因研究赵朴初先生，开始涉及这个领域。我赞成朴老的观点，佛教是文化。此外，我一直相信，佛教对于人类的痛苦是一种精神或行为的解脱方式，有其他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故不主张全盘否定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赞成范文澜先生（或许是一个代笔者）在《中国通史》中批判佛教的口气，而喜欢他本人晚年和周建人先生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