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宝阿育王塔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它既是古代中国出现佛教活动的最早城市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弘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建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最新考古发现的长干寺地宫瘗藏的圣物佛顶真骨，使得南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之都。 　一、江南首寺 　佛教文化流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邺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观其形貌衣饰奇异，怀疑有诈。孙权在得到官员禀报后，马上召见康僧会，问他：“你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回答说：“佛祖仙去，转眼已过千年。他的遗骨舍利，依然神光照耀。从前，印度阿育王建寺塔八万四千座，就是为了彰显佛祖的遗教风化。”孙权不信，说：“如果你能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寺塔。”康僧会和僧徒们洁斋静室，把铜瓶放在几案上，烧香礼请，共花了3个7天，终于请得舍利。舍利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把舍利倒在铜盘上，铜盘立刻被穿透。康僧会说：“舍利的神威，岂止只有五色光芒呢?如要焚烧，火不能毁坏它；如要砸碎，金刚杵也不能破碎它。”孙权让侍从做试验。舍利被放在铁砧上，用锤去击打，结果锤砧俱陷而舍利无损。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缘故，东吴大地，始有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的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由此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二、举国兴佛
　初唐第323窟敦煌壁画。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南朝(420—589)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在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很多佛教戒律都出自南京。 　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始于金陵。佛教传入中国后，戒律一直不完备，尤其是比丘尼没有如律受过戒。公元430年，来自狮子国的第一批比丘尼共8人来到建康，目的是为中国比丘尼授戒。按照规定，授戒者必须要懂当地的言语，而且必须10人以上才具有授戒资格。因此这8位比丘尼先在建康学习汉语。公元433年，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到建康，满足了授戒人数的要求。应景福寺尼慧果和净音之请，铁萨罗等于公元434年在南林寺设坛传戒，请印度僧人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300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创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之始。据传，当时曾在建康建铁萨罗寺，以纪念此事。 　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坚持素食，不食肉。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但是僧尼不食酒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为了统管全国僧尼，他命法超制订《出要律仪》，命法云创立僧尼戒规。后世流行的“梁皇忏”、“水陆法会”、“盂兰盆斋会”仪规，一般也认为由梁武帝开始。 　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是我国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佛窟群，始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几乎与北方的云冈石窟同时代。最早开凿的无量殿中无量寿佛像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总高四丈，观音、势至两菩萨像分侍左右，各高三丈三尺。此窟及窟中佛像为千佛岩之最。自无量殿东去，岭上岭下，依岩之高下就壁凿龛，状若蜂房，龛中造像，神态各异，大有丈余、小不盈尺。全山先后开凿了294个佛龛，造佛菩萨像共550尊，号称千佛岩。 　尤其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

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两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得永恒与超脱。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　 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辨正论》，南朝至梁代，佛寺有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3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三、诸宗之源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即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严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东晋初年，西域名僧帛尸梨密多罗来到建康，丞相王导拜其为师，亲自为他驾牛车，称“高座”法师，并为其建高座寺。帛尸梨密多罗在建康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最早把密宗传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帛尸梨密多罗还通梵呗，扩大了梵呗在江南的流行。 　达摩祖师与金陵有过一段佛缘。南朝梁时，达摩受梁武帝邀请至建康宣扬佛法。公元520—526年，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到了广州。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到南京，仪式十分隆重。《坛经》里记载了梁武帝与达摩见面后的对话。梁武帝问：“我建造了很多寺庙，又编辑了很多佛典，弘扬佛法，有没有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不过是刻意去做的，表面上看有，实际上没有。”梁武帝：“那么怎样才是真实的功德呢？”达摩：“清净自然，没有功利心态的去做好事，不是刻意地去做，就可以获得功德。”梁武帝：“圣人追求的最高道理是什么？”达摩：“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圣人不圣人的。”梁武帝：“坐在我的对面是谁？”达摩：“不认识。”话不投机，达摩不辞而别。宝志听后说，达摩的开示很好，是观音菩萨乘愿再来，传佛心印。梁武帝深感懊悔，马上派人骑骡追赶。追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骡子被夹在两峰之间。至今，这座山峰仍被叫做夹骡峰。达摩走到江边，看见有人赶来，就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化作一叶扁舟，飘然过江。在江北长芦寺短暂停留后，又至定山如禅院驻锡，面壁修行。今长芦禅寺内的一苇堂，就是为纪念达摩渡江后参拜长芦寺而建的。定山寺至今留有“达摩岩”、“宴坐石”、达摩画像碑等遗迹。其中，明代达摩画像碑为国内最早的达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师碑要早120多年。定山寺成为禅宗重要丛林，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后达摩去河南嵩山，继续弘传禅宗。 　陈隋之际，金陵人吉藏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等，创立了三论宗。其弟子慧感、慧颐、明法师等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大历(766—779)年间，金陵有玄璧法师弘传三论，浙江金华有慧量法师专讲三论。虽至中唐，传三论者尚有人在。会昌禁佛之时，此宗章疏被毁殆尽，几成绝学。清末杨仁山从日本将此宗失传的章疏著作取回，国人方能窥其全貌。佛陀跋陀罗在建业翻译出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南朝的僧朗等众多三论学者均兼习《华严经》。 　陈废帝光大元年(公元567年)，智顗奉其师慧思禅师之命，与法喜等数十人赴金陵弘扬教观、讲经说法，受到了陈代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宣帝太建元年(569)，智顗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8年。在瓦官寺，智顗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创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础。智顗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盘二宗的思想。后至浙江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因此，天台宗虽以天台标名，但仍视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为其祖庭之一。 　梁代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广陵人寂光继之，使古林寺成为律宗道场。晚年，又分灯于宝华山，形成律宗的古林、宝华两派，天下僧尼以受古林、宝华戒法而为尊荣。 　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法融著有《心铭》。此宗在于“排遣多言，着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须用守”，这种思想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弟子及再传门人有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等。至八世纪习此禅法的还有鹤林玄素、径山法钦、鸟窠道林等人。当时，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南唐时期，文益禅师被中主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他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经》。他的禅法是“对症施药，相身裁缝，随其量器，扫除情解”，对于只重直观，不重解义的流弊有所批评。文益去世以后，中主赐谥为“大法眼禅师”，塔号“无相”。于是，文益开创的法系便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36名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 　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
　　四、皇家寺塔
　　大报恩寺 一八四三年阿罗姆绘制　 南京的寺塔建筑，始于三国，南朝达到极盛。所谓“四百八十寺”只是概数，据记载“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明清时期，金陵仍有许多寺庙。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南京有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三大刹；栖霞寺、鸡鸣寺、静海寺、弘觉寺、能仁寺五座次大刹；清凉寺、瓦宫寺等32中刹以及华严寺、天隆极乐寺等128座小刹。　 南京寺塔中，最出名的当属明初在南京城南古长干里所建的大报恩寺。该寺原址有建于吴赤乌三年(240年)的长干寺及阿育王塔。在明初之前，其原址及周边地带，曾有历代官方及皇家敕建的许多寺塔，包括宋长干寺及塔、宋天禧寺及圣感舍利塔、元慈恩旌忠教寺和慈恩塔等，多次毁坏又多次重建。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以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为名，敕工部依照皇宫大内的建筑规制重建寺院，赐额为大报恩寺，实则纪念其生母碽妃。工程由郑和徐忠为总监工官，先后动用全国征集的良匠军工达10万人，历时17年建成。仅建塔花费的钱粮银就达248万多两。大报恩寺在当时为江南三大寺之一，是全国最大的讲寺，并一度成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录寺所在地。当时佛教的十大宗派在寺内都设有讲座，供僧徒任意选修。 　大报恩寺周长达9里13步，内有金刚殿、左右碑亭、天王殿等殿阁20多座，画廊118处，经房38间，规模极其宏大。寺中还种有郑和自西洋带回的五谷树等奇花异草。被明成祖赐名为“第一塔”的大报恩寺琉璃塔，高约78米，9层8面，外壁用白瓷砖砌成。塔内外置长明灯146盏，几十里外可见，当时人赞“白天似金轮耸云，夜间似华灯耀月”。此塔开了世界琉璃宝塔的先河，“***夷蛮重译至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寺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明末张岱称之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代表着中国历史上极高的建筑艺术成就。16、17世纪，大报恩寺琉璃塔被称为中国瓷塔，与古罗马大斗兽场、古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意大利比萨斜塔等并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 　明清鼎盛时期，大报恩寺范围达“九里十三步”，曾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辖领城南一带次大刹二座，中刹十四座。清咸丰六年(1856)大报恩寺、塔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寺院变成废墟，其遗迹仅存永乐和宣德所立的南北两座御碑，以及香水河桥等遗迹。 　五、瘗藏圣物 　释迦牟尼佛茶毗后，其真身舍利被摩揭陀国、释迦族等八国建塔供养。阿育王即位(前273年—前232年)后，重新分佛舍利供奉，使其流传东南亚及中国。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 　中国佛塔之祖是洛阳白马寺塔，建于东汉，而中国之有佛舍利塔——阿育王塔，始于三国吴时建康。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开始了南京先后10次瘗藏圣物的历程。 　东晋孝武帝宁康(373—375)中，僧人慧达(刘萨河)至京师建康，在长干塔下挖掘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裹金函，金函裹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神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据《南朝佛寺志》卷上记载，慧达“复于其地建寺，造三级塔，遂称其寺为长干寺。梁时大加兴建，号为阿育王寺”。 　刘宋元徽三年(475年)，僧人法献西游于阗，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得到了佛牙舍利一枚，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临终前，才将佛牙献出，藏于南京上定林寺的佛牙阁里，广受四方佛徒朝拜。历经隋唐和五代，这颗佛牙被辗转传到北方的燕都(今北京)。辽咸雍七年(1071)，佛牙被安放在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深藏在塔基之下。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将招仙塔轰毁，邻近的灵光寺僧人在整理宝塔瓦砾时，在塔基下发现佛牙。此后，佛牙便一直供养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里。　　隋仁寿元年(601年)，栖霞寺建舍利塔。《帝京景物略》记载：“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与法师昙迁数之，奠定多少，乃以七宝函致雍歧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相传文帝遇异尼，得舍利数百颗，分八十三州，各树塔，蒋州其一也”。原塔早已塌毁废弃，五代南唐时高越、林仁又重新修建，现存塔应是南唐所建的。虽未发掘，塔中应藏有舍利。 　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将隋唐时期荒废已久的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打开，从中发现了21枚佛祖真身舍利。李德裕将其中的11枚舍利迁往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在北固山甘露寺建塔供奉，另外的10枚则被留在了原地。 　北宋端拱元年﹙988﹚，玄奘大师顶骨被迎到南京。玄奘是我国著名高僧和佛典翻译家，被尊称为玄奘大师、唐三藏。唐麟德元年(664)，玄奘大师圆寂，曾先后葬在陕西玉华宫、樊川兴教寺。唐末兴教寺三藏舍利塔被毁，一僧人将玄奘顶骨带到终南山紫阁寺建塔供奉，并刻下碑文说明原委。北宋末年，天禧寺住持可政大师在紫阁寺发现了玄奘顶骨、金钵以及一些衣物，将顶骨与石碑背回南京，于天禧寺密藏供奉。明朝时，玄奘顶骨先后迁葬三藏塔和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大报恩寺毁于战火，所幸顶骨藏于地宫之中，未遭破坏。1942年，侵华日军在三藏塔遗址上建造“稻垣神社”时，挖出一石函，内有玄奘遗骨及佛像铜匣等，石函上的文字记载了玄奘遗骨辗转来宁的经过。经汪精卫政府交涉，玄奘顶骨被分成6份，分置在日本、广东、天津、成都、北京及南京。位于广东与北京的顶骨，已在“文革”中遗失。南京的那份1973年被移供于灵谷寺。 　北宋初，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等人将所携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真宗时，可政大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经常显灵，朝廷调查属实，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重修长干寺和塔。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改称为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天禧寺”条说：“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遗址，发现大报恩寺是在宋长干寺地宫上重建的，并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二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椁、函内都有安置舍利的金棺，佛顶真骨安奉其中。 　明朝时南京还有3次瘗藏佛牙的记载。《图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纪事二引《诸寺奇物记》：天界寺有佛牙，阔寸，长倍寸之五。万历中，僧人真淳献之尚书五台陆公，公因具金函檀龛盛之，迎供于寺之毗卢阁。牙得之天台山中。《金陵梵刹志》卷十六录有姚汝循《天界寺佛牙碑略》。 　明人注《大唐西域记》称，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赴“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礼请佛牙，永乐九年(1411)7月9日，佛牙被迎至南京，“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无量功德。”关于这颗佛牙的归属，一种说法是7年后归还了，也有说法认为还藏在报恩寺地宫中。 　明《献花岩志》记载，献花岩供奉有“佛齿。有齿长三寸径之七方。而棱色微碧。齿端有纹如梵书。复有窍。含子如粟。颇异。僧以金刻龙首函之。”还有“佛骨。如拇指大，数片，色白质坚，数寒水石。僧云，此佛骨。闻与齿皆自滇南受诸西域之僧，已百年。贮之金函。”　 六、传播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每当佛教遭遇厄运抑或禅道中断，道场败坏，陷入末法之际，南京总是以承担中国佛教文化的复苏与振兴的形象出现在各个时期。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孙吴时，支谦译经36部48卷，是南京有佛典的开始，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奠定了汉地净土宗基础。康僧会译《阿难念弥陀经》等，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为佛教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东晋时，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高僧云集道场寺，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东传开了先河。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提婆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从此有部毗昙学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各地高僧在金陵译经，还带动了讲经之风盛行。南朝时金陵城里讲坛遍布、听众如云，梁武帝也常常亲自登台讲经，听众达万余人。 　南京还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报恩寺版3种《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他托人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研究佛学，宣讲佛法，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