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火葬，最初流行于古印度。它传入我国大约是东晋末年的事情，并且与佛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从南朝梁慧皎撰的《高僧传》一书，即可窥其一端。据载，中国历史上与玄奘、不空，真谛齐名的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后秦高僧鸠摩罗什，于弘始15年(公元413年)圆寂古都长安时，便是“依外国法，以火焚尸”的。所以，鸠摩罗什可称为中国第一个火葬的人。由此，火葬法也就首先在僧侣中传播开来。

史籍有关宋代的火葬事迹最多，其特点是在乡间广为流行，并且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周辉《清波杂志》卷第十二，对北宋时期全国各地的火葬均有记述。据称，东南浙右一带的水乡，很早就有火葬的风俗。大凡人死了，都是用火来焚毁尸体的。而后未烧尽的骨头，则又投入寺院专门为之而开凿的小方池中。

池内蓄水，骨没其中，任其腐烂。日积月累，有限的小池常有骨满之患。寺僧为了更多的收取“管理费”，减少些掘池的工本，多趁黑夜里把尸骨捞出扔于荒山野地。但不知情的死者亲属，每逢节序，照常裹饭设奠于池边，借以凭吊死去的亲人。这便是一千多年前火葬的大致情形。

与南方有所不同的北方太原、河北等郡，因位于贫瘠的黄土高原和肥沃的华北平原，地狭而又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在那儿的人民，就倍加珍惜自己的土地，也常不用土葬，而愿以火焚尸了之。其程序极为简单，甚至没有仪式(任意地简单地择地焚尸后，抛露尸骨于野外)。然而，封建统治阶级却斥火葬作为乡间的“陋俗”，横加改造。并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四处标拨荒闲之地，“收无主烬骨， 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效此以数万计”云云。当时火葬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火葬并未因地方官长的示禁而绝迹。相反，它的发展甚至惊动了朝延，以致引起大臣们的种种看法。《宋史》 卷一百二十五载，绍兴27年(公元1157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为维护封建的“礼孝之道”，首先上书指责火葬有碍风化，谓“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建议“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高宗纳之。

但行了一年，未见成效。于是，朝廷里就有人起而反对。针对这种情况，户部侍郎荣蘺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云: “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维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体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乃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旨。”

皇帝觉得有理，于是听其从便，就在这种条件下，火葬有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火葬已由乡村传播及城市了。南宋文学家洪迈《夷坚志》壬卷第七讲了个故事，很能说明些问题。

孝宗淳熙14年(公元1187年)，当徐县有个称朱道人的著名弓手，在大街上“瞑目长逝”，“邦人始信其异，衰钱火化于东门。”很显然，那时当涂的东门处是专门建设有火葬场的。在此还要说明一下，宋代的当涂城，乃是太平州治所。城跨姑溪河南北，其格局似乎比今天还要大些，是当时长江南岸颇称繁华的城市之一。鉴于江南圩区地价昂贵，火葬便成为贫苦市民升入天堂的“必由之路”了，火葬场的建立也就尤有必要和可能。这种为广大人民乐意接受、 利国利民的火葬法，有宋一代，成为时尚。但在此后，因历代统治阶级“礼孝之道”的扼杀，逐渐变得寡闻鲜见。这种情况，清代陈盛韶的《问俗录》卷二即有反映。

陈氏曾在福建的古田等县作过几任地方官，对那儿的风士人情颇为熟悉。说“古田多火葬，连年城中绝无，僻乡尚有。”其方法：装着尸体的棺材，停于野外数日不等。火焚之后，残有尸骨，用斧断碎，藏入罐内，双手捧着埋入圹中即是。他还把产生火葬的原因归为三条，即所谓:“一 由富人惑于风水，必求得吉地为富贵利达基本。迨停棺历年，沧桑迭变，贫不克葬,遂火之；二 由贫民思寻吉穴，转贫为富，无钱买山停棺，望岁积月累，年久不克葬， 遂火之，三 由士风溺于嘉圹，有一人悬棺而窆， 垒土掩坎者，莫不非笑之，将为终身耻焉。贫民无钱作圹，停棺野寮，日久火之。”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古代火葬的习俗，根本上乃是贫困所致。因此，火葬法也就具有一定的“克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