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寺院与前代相比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不仅在数量上居全国之冠，而且很多寺庙颇显富丽堂皇。对此文献多有记载：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闺中。

（闽寺观）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名胜地多为所占，结宇琳宫，罗布郡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支灯。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福州）金银福地三千界，风月人居十万家。（宋初，泉州）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王侯居。

这些文献只是粗略描绘宋代禅寺林立的情形。当代王荣国先生通过充分地收集和翔实地考证相关文献，以及较为广泛地实地走访，对宋代兴建佛禅寺院的数量及地区分布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统计，以量化对比的形式动态展示了宋代佛禅寺院的兴盛局面：从数量上看，唐代福建兴造寺院715所，宋代福建兴造寺院1180所，元代福建兴造寺院381所：从地区分布看，佛教寺院兴建在北宋福州为中心，而到了南宋时则转移到以建宁、邵武、南剑州为中心的区域。这种转移固然与福州寺院己经饱和关系很大，但不可忽略的是，它为生活在建宁、邵武和南剑州等闽中南宋文人出入佛禅寺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许多文人或于寺中读书，与高僧品若问法、吟诗作文，如李纲绍兴元年（1131年）为宋禅师建寺庙并作《瑞光丹霞禅院记》：或把寺庙作为宣扬儒家教义的讲坛，如杨时22岁时，应礼部试而下第，回到故乡后在含云寺讲学：或以游寺为乐，这在南宋文人中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南宋文人与寺庙的这种特殊渊源自然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朱嘉发生耳濡目染的影响。僧尼数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佛教盛衰的标志之一。宋代福建僧尼之多高居全国榜首，当时就有人说“闽于天下，僧籍最富”：“诸路出卖度牒，惟福建一路为多。

以福州和泉州两地亦可管窥宋代福建僧尼数量之众非同寻常。北宋时，福州有僧32795人，尚未剃度的童行18548人，以宋徽宗崇宁年间福州211552户计气平均每4户即有1人出家。南宋时更严重，据说：“如民家奋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者。”至于泉州，据《泉州府志》载仅泉州市区就有“僧侣六千”，难怪朱嘉有“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之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不仅有数量庞大的寺院与僧尼，其长盛不衰而规模宏大的法事活动也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一道人文景观。比如宋梁克家。享熙三山志》就记载了福建浴佛节佛教寺院举办法事活动的盛况四月八，庆佛生日。

是日，如｜民所在与僧寺共为庆赞道场。 元丰五年，住东禅僧冲真始合为庆赞大会于城东报国寺，斋僧尼等至一万余人，探阁分施衣、巾、扇、药之属。建炎四年，为会四十有九而罢。绍兴三年，复就万岁寺作第一会。是日，缮黄至一万六千余人。凡会，僧俗号4劝首’数十人，分路抄题，户无富贫，作吱口意袋’散依，听所施了亡免者，真伪莫考。除了这种大型的法事活动，一些诸如寺中早晚功课、消灾祈福和丛林礼仪等法事活动更是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