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佛禅文化的炽盛与繁荣不仅表现在佛教寺院之兴盛，而且表现在其佛藏典籍丰富的编撰成果、发达的佛藏刊刻和妥善全面的典籍保存。

（寸丰富的编撰成果有学者指出z“福建历代高僧著述宏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可查阅的有留下著作的高僧曰百余人，著作近350部。”由此可见，福建高僧素有著述传统。唐五代僧众编撰成果丰富自不必说，宋代禅僧寺子秉承传统亦留下丰富的著述。

不仅如此，宋代亦有身居要职的士大夫参加佛教典籍的编寨。大体说来两宋时期，与朱嘉同时或之前比较有影响的佛教典籍编撰成果主要有一是福建浦城人宋初大学士杨亿奉诏与兵部员外郎李维、太常王曙等参与《景德传灯录》的刊削、裁定，历时一年完成。同时，杨亿还奉诏充任润文宫编寨新译佛教经录《大中祥符法宝录》21卷（一说22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是福州鼓山醺藏主旁宽广采唐五代至宋初诸家宗派禅师语录，辑成汇“南泉而下二十二家示众机语”的《古尊宿语录》四卷，并于“绍兴之初”刊印。又于宋嘉熙二年（1238年）刊刻完成《续古尊宿语录》〈六卷〉。通过这两部语录，“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除此以外，还出现或流传《道英禅师语录》《了灿禅师语录》《雪峰慧空禅师语录》《有需禅师语录》《藏用禅师语录》《守净禅师语录》等禅师语录著述。

三是福建建宁人道谦于绍兴十年（1140年）编集的《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它并不是单纯记录宗果本人的若干言语和杂录，还包括记叙宋代临济宗和云门宗僧人的言谈逸事为主，同时兼及记载其他禅林人物（包括禅僧和参禅宰执士大夫）的行为事迹，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各禅宗宗系的面貌。

此外，宋代还出现较有代表性的佛经教义阐释的撰述，如有朋法师的《捞严·维摩谙经注》：戒环法师的《华严经要解》一卷、《楞严经要解》二十卷、《妙法莲华经要解》十九卷（一说二十卷）福建林木茂盛，竹木成海，独特的资源优势为福建提供了丰富的造纸和版刻材料：与此同时，宋代闺中地区己成为发达的文化中心，刻版事业极其繁荣，不仅有与杭州、西蜀并称三大书籍刻印产地的建阳麻纱坊，而且有为数不少的私家或寺观刻版，这些为宋代刻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保障。始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0104年）由福建东禅等觉院所雕的《崇宁万寿大藏经》和始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福州开元寺所雕的《毗卢大藏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寺刻大藏经，也是福建最早的刻本。

除此而外，各大小寺院刊刻经书也成为当时瞩目的现象，较具代表性的有玄沙宝峰院刊刻的《玄沙师备禅师广录》、光孝寺刊刻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鼓山涌泉寺刊刻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等等。显然，佛藏典籍的刊刻在宋代是相当繁荣的。不仅如此，由于福建地处环山靠海，偏隅东南，远离中原动乱地带，有着妥善保存佛藏典籍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许多珍贵的佛典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