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进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说法很多。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人汉地之始。此说源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鱼豢的<魏书，西戎传>。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信奉佛教。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佛教信仰，并将其传进中国汉地，完全可能。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人中国的开始。

根据信史的记载，佛教传人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通过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后汉书》中关于楚王英奉佛的记载，有助于了解佛教初传人中国的具体情况。

楚王英是汉明帝的异母兄弟，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据其本传可以总结佛教在当时的情况：(1)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图谶之类；(2)佛教最初只在社会上层的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中流传；(3)佛教在汉地最先传播于洛阳、彭城、下邳、广陵、豫章、会稽、交广等地。

值得指出的是交趾与广州为中国早期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汉末士燮(137—226)任交趾太守(兼领广州)，在郡四十余年，相对安宁，中原土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一时学术荟萃，思想文化十分活跃。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将母避乱至交趾，从其所著<理惑论>看，这里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成熟。交趾的佛教最初是来自内地北方。但也有可能受南海传来的佛教影响，并由此北上中原。三国吴赤乌十年(247)抵达建邺的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居交趾。康僧会便是在交趾儒佛两学绍隆之区成起来的。据说康僧会所传佛教是经海路迁入交趾，然后才北上南京。三国吴时在交州译经的还有西域僧人支疆梁，曾译出《法华三昧经》。晋惠末年(306)，天竺耆域经扶南至洛阳，便取道交、广。晋隆安(397—401)中，厨宾高僧昙摩耶舍到达广州，交州刺史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其说佛生缘起，并译出<差摩经>。她的弟子法度，专学小乘，禁读方等，独传律法，在江南女尼中有很深影响。直到以后的几百年间交一直是佛学重地。

佛教传人中国后，几乎同时就有了对经典的需求。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献帝(189—220)的40余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12人。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这一时期中，除了译经之外，也开始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佛教著述。像(安般守意经)就保存有多家注解。上述<沙弥十慧章句>已佚，<四十二章经>也可能是汉末人所辑。比较完整反映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思想的，是<牟子理惑论>。牟子本人熟悉中国的儒、道思想。他的立论就是用“儒典”和《老子》，证成佛家学说，为佛教义理的发展开辟道路，书中反映了汉魏之际外来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和融通。（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