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幼承庭训，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郃阳在乾隆、嘉庆以来，佛法绝响，外道亦无，就是说既没有佛教，也没有其他的宗教。大师成长的环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环境，接触不到佛法。到了六岁该读书的时候，大师没有进私塾拜师读书，而是始终由哥哥教他读书。但开头两年遇到兵荒马乱，家里忙于避难，所以耽搁了两年。后来能够读书了，又体弱多病。大师非常颖悟，博闻强记。四书五经烂熟于心，经史子集无不通读。这从后来说法教化中所引经史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大师在《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文钞续编卷下)中谈到“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大师在读书过程中，也走了一段弯路，这就是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思想的毒害，仿效他们辟佛。不过大师宿根深厚，善于反省，知道自己的错误后，就毅然决然地出家弘扬佛法。

大师十五岁的时候，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就很喜欢。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受辟佛观念的影响是普遍现象。在我国儒家思传统中，辟斥“异端”，不仅由来己久，而且被看作是儒者的天职，认为非此不足以为圣人之徒。大师生长在儒家文化环境中，以弘扬儒家圣贤之学为己任，虽然并未读过佛经，也不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受到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思想的影响，写了一些辟佛的文章。

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是怎么回事呢?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一时轰动了长安城。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给皇帝上了一道措辞尖锐的谏书，触怒了宪宗，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他在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昌黎先生集卷十)就是说的这件事情。韩愈是自命承绪儒学道统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李翱等是宋明理学的先声。他之所以激烈反佛反道，是想恢复儒学一统的至尊地位。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指责佛教是夷狄之一法，提出五帝、商周帝王长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不是事佛的结果。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此后乱亡相继。梁武帝虔诚信佛，饿死台城。以此论证事佛求福，反而得祸，由此推论佛不足信。又指责“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又作《原道》、《原人》等批驳佛、道，态度鲜明，言辞激烈，一点不讲情面。韩愈被贬到潮州后，遇到大颠禅师，一向对佛教桀傲不友善的韩愈，受到大颠禅师的感化，从此对佛教一改过去的态度，对佛教能够站在“同情”的立场，给予客观的评断，并且和大颠禅师相交甚好，其往来问答的公案很多。他临离开潮州时，曾经赠诗给禅师说：“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宋代的黄鲁直也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这是后话了。

宋代理学兴盛，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著《本论》毁谤佛法，并且蔚为风气，获得很多人的响应。明教禅师于是针对时弊，倡导儒、释、道三教思想一贯，著《辅教编》加以辩正。据传，欧阳修看到此书之后，也完全改变了以往错误的观念，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且赞叹明教大师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因此找了一天天刚亮的时候，就整装肃衣去拜见明教禅师，请求禅师开示，共语终日。欧阳修在明教禅师处得到开示之后，从此对佛教有了截然不同的体认，经常到名山宝刹去参访。据《佛祖统纪》记载，欧阳修贬滁州的次年，路过庐山，礼拜祖印禅师，祖印禅师引用百家之说来启迪他对佛法的认识，使欧阳修肃然起敬，大有省悟，对过去自己的狂妄谢罪道：“余旧著《本论》，孜孜以毁佛法为务，诚不知天地之广大，不知佛法之奥妙，更不知佛之为圣者，今修胸中已释然矣!”于是信仰佛教，自称为六一居士，时常撰文劝善，与佛门高僧来往甚欢，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印光大师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先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以圣学自任，与韩欧产生了共鸣。因为天资很高，大师的辟佛比一般的读书人更加狂妄百倍。大师回忆说：“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1]不过大师自此之后病了好几年，大师说“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说明病得很重，病的时间也有好几年。大师在生病的几年中，仔细思考，深深反省，觉悟到了自己辟佛的错误。大师回顾说：“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大师是怎么反省的呢?大师说：“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净土决疑论》)大师的反省非常彻底，并立下了出家修学和弘扬佛法的伟大志向，成就了净宗十三祖的应化因缘。大师善于自我反省，成就入佛因缘，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见，能否自我反省是入道之关键。后来大师在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中开示说：

“夫人宿世果种善根，且无论为学求道，可为出世大事之前茅。即贪瞋痴等烦恼惑业，疾病颠连种种恶报，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缘。顾其人之能自反与否耳。不能自反，且无论碌碌庸人，为世教之所拘。即晦庵、阳明、靖节、放翁等，虽学问、操持、见地，悉皆奇特卓荦。然亦究竟不能彻悟自心，了脱生死。其学问、操持、见地，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竟为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难，真难于登天矣。”

按大师家里的期望，是希望大师考秀才、举人进学作官，但大师初期想学宋明理学，后来反省到辟佛的错误，一心想出家修行，所以不愿意学八股文章。大师的哥哥因为大师常常生病，所以也没有强迫大师学应试的文章。

到光绪七年(1881年)大师二十岁的时候，大师的哥哥回到老家住，大师一个人在长安(西安)读书，能够参访西安的佛经并读到佛经。大师趁此机会到终南山南五台山莲花洞寺拜道纯和尚为师，剃发出家。道纯和尚给大师取法名印光，字圣量。道纯和尚以为大师出身于读书人家，总该有些积蓄，说大师出家可以，但出家的衣服必须自己准备，只给了大师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当时山上苦寒，莲花洞寺比较小，也很贫困，大师自己亲自做烧饭和打扫卫生的工作。(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一)

注释：

[1]见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